到这里来。然后他就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分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当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兴建设，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距离深圳约70公里、澳头港20公里、惠州火车站30公里、惠阳机场15公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的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的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扣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1994年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也无论是杨元庆还是郭为，所有的联想人都感受到这一年非比寻常。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两位高层领导者分道扬镳；向中央政府请命；高举民族大旗；拒绝“中国芯”；转战南方战场；复制惠普的分销模式；在全国拥有了至少200家代理商；北京总部不再卖电脑了，但电脑销量增长100％，达到万台。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大事：中央政府颁行改革新政，企业制度改革、税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让全国物价上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连续下跌411％之后，第一次在：1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英特尔推动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圣诞节期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价格大跌。中国市场上微机销售658000台，增长％。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外国品牌和台湾品牌的微机仍然占有69％的份额。至少有27％的消费者仍然钟情于AST，不过这个公司已经面临4000万美元亏损——每股亏损美元，导致公司大规模地关闭生产流水线，还辞至少10％的雇员。而联想微机市场的份额增加了至少4个百分点，接近10％，排在国产微机的第一位。电子工业部的统计还表明，在联想电脑的后面是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和紫金集团。此外还有，“联想汉卡”进入最后阶段，库存5000块全部降价处理；微软与联想合作开发的MS—DOS中文版在北京发布；联想电脑“小秘书”出现在市场上，成为E系列的配套软件包，它集汉字环境下的十余种常用的小型软件于一体，包括文字编辑、名片册、记事本、计算器、百年历、家庭资料库、度量转换、邮政备忘录、交通备忘录。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造工程终于完工，在连接中关村大街的路口架起一座立交桥。公司向政府递交报告，申请将这桥命名为“联想桥”，还表示这将有利于扩大电子一条街的影响，读起来琅琅伤口，从美学观点看也不失为“一个美丽动听的桥名”。但是四通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一场冠名权的争夺战在联想和四通之间展开。好在那附近有三座新桥同时矗立起来，所以这场争夺能够以妥协的方式了结。四通占了其中一座。而联想则以50万元买到另外两座桥的永久性的冠名权——三环路与皂君庙路相交处的立交桥被命名为“联想桥”，北三环西路与铁路相交处的立交桥命名为“联想东桥”。 12月8日，21世纪剧场的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把这一切推向高潮。一首新歌在公司里面流行起来，它的名字叫做《联想之歌》，旋律中有激昂也有婉转，有豪迈也要柔情，所以无论老一代还是新员工，人人会唱：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重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走向辉煌。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部落的风帆上。 我们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再创辉煌。 公关部不断把各地的战报送到柳传志案头：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关部写信：“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12月8号的大会是总裁室布置的一个大战役中的最高音符。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整个公司军心大振，不但及时刹住了年初以来出现的情绪滑坡，而且鼓起了斗志，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几乎每一个公司在初创的时候都是激情满怀的，难的是始终不渝。这次战役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联想是不肯言败的。而且，公司将坚决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标志着联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 尽管柳传志宣布“仗打完了”，可在杨元庆这里还没有完。1994年的最后一天，他把几个记者请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联想微机1994系列”——“E系列”（经济性电脑）、“G系列”（绿色电脑）和“P系列”（奔腾电脑）——大获成功。从1995年的1月起，就要推出新产品——“联想1＋1星座系列家用电脑”，有“双秤”、“宝瓶”、“金牛”、“人马”四种型号，15种配置，全部采用联想486/33主板，最贵的12000元，最便宜的只要3000元。记者们听了，个个觉得新鲜，因为人们迄今为止说起电脑时，只是“386”、“486”或者“586”，给电脑起名字还是第一次。杨元庆喜气洋洋地宣称，用“星座”给电脑命名，是“一种新概念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主意是他和几个年轻的属下在一顿晚餐会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脚踩两只船（1）
历史像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柳传志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脚踩两只船（2）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20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