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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老部下指了出来。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又指出了其照顾不够周全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马上作了改进，并取得很大成绩，令群众刮目相看。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级三大板。
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这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把它设计在华北某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王树声先没表态，他召集各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大多数负责人仍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突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看他怎么说。”
那位副部长缓缓地说，“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来看，那地方周围村镇密布，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挤满了人，在如此短的射程之内，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华北某处交通不畅，且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
副部长的话一停，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
“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可谓劳民伤财。”
“交通不畅也可以使它变畅嘛。村镇密布，买东西也方便嘛！”
还有的人不满地说：“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句，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要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大家的说法，我心里有了底。
我想暂时先不确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
散了会，王树声如实把开会经过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自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主抓军委工作。彭德怀办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对浮夸风非常反感，亲自做实验，揭露时弊，从而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受到批判。
王树声很崇敬彭德怀。遇有重大问题，总请示汇报。彭德怀也非常欣赏王树声，欣赏他那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平易近人的风格；欣赏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两人既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的战友、同志关系。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说：“不！要说责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长，没有调查，工作不细致。彭总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王树声这种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的美德，使部属们深为折服。
通过这次“教训”，王树声和大家共同总结经验，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尤其修建弹药仓库，地方要隐蔽，运输要方便。
以后，王树声派专人指导、监督各地建筑弹药仓库时，都反复叮咛，工作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王树声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强，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单纯依赖别人。他联想到总军械部设计上事事指望苏联专家，长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吗？
后来，王树声还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两却舍不得拿出来。
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高昂。
因此王树声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国内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位干部说：“我们现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产科技人才可不像生产大炮那么容易。”
一位副部长说：“人才不是没有。我认为现在咱们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没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
那位副部长说：“除了我们党内的科技人才之外，现在咱们部还有不少国民党留下的科技人才都还没有用上。”
此话一出，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位同志说：“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残余可靠吗？能相信他们吗？”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说：“对人也不要一概而论，一筐子苹果也不能都说是烂的。我看国民党留下的不少专家人品都很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专家，戴着老花眼镜，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他摇头丧气地问我：”你说中国和美国打，美国有原子弹，中国能打赢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生产部门最初与总军械部配合还比较默契、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军械使用部门向生产军械部门派驻军代表。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军代表由军械使用部门委派，他的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验收过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质量关。不讲质量的产品自然不过关。因此，生产军械的部门就抱怨军代表“偏心”；如果军代表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帐，重者，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因此，军代表是“老鼠掉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可舍弃军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当军代表制度实行后，有很多军代表来向王树声诉苦。王树声都仔细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
王树声首先认为，军代表既不单纯站在生产者一方，也不单纯站在消费者一方。他应该既体现生产者利益，又体现消费者的利益。一句话，是体现国家的利益，体现党的利益。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离不开。没消费，生产无从进行：没生产，消费也无从谈起。但二者又有隔阂。军代表的任务就是排忧解难。作为中间调解人，消除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隔阂。正因为如此，军代表的任务异常艰巨但也无尚光荣。军代表做得好，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都受益，做得不好，那就成为众矢之的。
怎样才能做好？这是军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王树声告诫大家，做好军代表，要在工作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联系群众。王树声说，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质量和价格上。消费军械部门要求质量好，价格合理的军械，而现在的生产部门就是在这个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军代表现在任务就是搞清楚生产部门质量上不去、价格不合理的原因，然后进行改进，使其质量和价格符合要求。
军代表们一听，茅塞顿开，受益非浅。
经过调查，军代表发现生产军械部门价格之所以偏高，是因为成本高，而成本中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浪费。
按往常惯例，新生产的枪炮，都必须进行“高膛压”、“精密度”等多项试验，每支枪、每门炮要进行试验，打了不少弹药。如果总的加在一起，光试验耗费的弹药就成百上千万发。这样，必然增加了成本，价格降不下来，厂方的负担也不轻。
军代表认为经过大批量生产，工人的技术已相当精练；从过去的试验来看，绝大多数产品也符合要求。因此，可以改支支枪炮试验为抽查三分之一试验，而且还减少了某些不必要的试验项目。
于是军代表的办法广泛推广。生产厂方减轻了不少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成本自然降低，价格也变得合理起来。
再如，往日弹药箱的制作，规定很死板：凡有结疤的或厚薄不匀的木料，一律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就有大量的材料被选掉了。军代表看了这些被选掉的木料，觉得可惜，忽发奇想，让专家们化验一下，看到底能不能用。化验的结果，证明某些结疤井无妨碍，还有的专家提出“补疤”的建议。于是军械部有关部门遂批准，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