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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涌进 三（2）
此刻的*一想到全州，便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
十一月三日，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湘南门户汝城。
对蒋介石用兵之道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立即向军委“三人团”提出：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过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酿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与此同时，红军指挥员中的另一位高级将领彭德怀也看出了湘江之战这步危棋，心急火燎地与“三人团”据理力争：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正如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的李志民所言：红军从出发到遵义会议前，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是把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做唯一的出路，二是队伍在行军中的排列顺序，即一、三军团为左右路前卫，八、九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五军团担任后卫，居中是中央两个纵队的“甬道战术”。
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与“三人团”的决策背道而驰，很自然地遭到了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决策层“三人团”的否决。
洋顾问李德不顾一切地指挥着中央红军这支长龙慢吞吞地向湘桂边境的湘江蠕动着，硬要直面去闯蒋介石调集重兵精心设置的死亡阵地。
于是，血战湘江成了唯一的选项！
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被人为地导演成人类悲剧。
当然，这时的*并没有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不可能预先知道湘江之战会在“三人团”的瞎指挥下，打得一团糟，以致在中央红军军史上留下一道永远也难以愈合的伤痕。否则的话，哪怕是冒撤职、查办、甚至杀头的危险也要据理力争的。
此刻，*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察看、琢磨透桂北的地形图后，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全州。
在李德的紧箍咒下，*仍力图使出孙猴子的七十二变，变相地实施毛泽东的策略——占领全州。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一个半小时了，也就是说“三人团”整整耽误了十一个半小时，才迟迟下达抢占全州的命令。军情瞬息万变，等红五团二十七日赶到全州县城时，全州还是一座无兵把守的空城吗？
假若湘军何键也晓得全州是座空城，令刘建绪部抢先占领全州，那么我军将变得更加被动，全军强渡湘江，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其结局恐难以预料！
绞索？望着地图上那条标志湘江的蓝色细线，仿佛变成了一条置红军于死地的红色绞索。
脑瓜子里冷不丁地冒出令人心悸的字眼，这位素以谋略取胜的“常胜将军”，顿感心神不定，徘徊彷徨。
自一九二五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还是第一次如此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对这场即将来临的大战竟然毫无必胜的把握。
铁流涌进 三（3）
其实，早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进驻在道县的野战军司令部便作出了沿红六军团旧径进军桂北的决定，并命令八、九军团抢攻江华、永明等地，摆出一副全力攻占恭城、富川、贺县、深入广西腹地梧州、桂林的阵势，以调动在兴、全、灌湘江沿线的桂军主力不得不向南撤退，着重防守恭城、富川、贺县一线，从而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
然而，作出进军桂北的决定，已整整过去了两天，中央红军仍在湘南地域举足不前，徘徊彷徨，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才迟迟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两天，红军在湘南绕来绕去，踯躅不前，延宕时日。
红军从十一月三日进入汝城地域，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准备进行湘江战役，在湘南整整走了二十天，连“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都说：“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至于延宕两天的后果，二○○六年九月，笔者在采访方国安老将军时，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将军说过这样一段话：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在延安的时候，彭德怀老总对我们讲，湘江我们是可以提前一个星期过去的，军委纵队跟不上，在郴州、宜章这个地区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耽误了几天，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的目标，马上调部队围来。何键的部队从长沙向南边调，广西白崇禧的部队调到桂林这边来，广东陈济棠的部队从广东的北面向后面追来，这样子时间一长，给我们过湘江造成好大的困难。”
这一点，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也不讳言：我们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三四个师的兵力由周（浑元）将军指挥在我一侧平行方向进行追击，并力图夺取位于广西北部的县城全州，同时打算渡过湘江，在这里堵住我主力，乘我军渡江之际消灭我们……然而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其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红军原本可以兵不血刃顺利渡过湘江的天赐良机，却因为“三人团”的优柔寡断，轻而易举地丢弃掉！
大错已铸成，血战已在所难免。
湘江，注定要以“血江”二字记载在共和国的军史上。
这也许是湘江的命运使然，也许是中央红军的命运使然，或许更是毛泽东的命运使然！
尤其是二十五日中午，红一军团已将侦察科长刘忠报告的军事重镇全州无兵把守的情况，电告军委“三人团”，建议立即抢占全州。但“三人团”置若罔闻，并未给予重视，仍迟迟不下达抢占全州的命令。直到十一个半小时后，“三人团”方如梦惊醒，匆匆下达抢占全州的命令。
战机稍纵即逝。十一个半小时，“三人团”仍在犹豫不决，惘然不顾骤变的敌情。
血江？*眼帘前那条标志湘江的细长蓝线，渐渐由清澈变成一片殷红，心中忽的隐隐约约地冒出一种不祥之念。
忽然一阵寒风裹着冷雨自天井吹来，*冷不丁地打了个激灵。
*苦笑着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无可奈何的*，忽然又想起于都河旁毛泽东那无可奈何的一瞥。
一九三四年秋，江西于都县城北门傍河的一所灰砖瓦房里。
刚从瑞金红军总部开完会欲返回前线的*、聂荣臻特意绕道于都去看望毛泽东。
三人在小院内的长凳上坐下来，已怀身孕的贺子珍倒上茶水。
铁流涌进 三（4）
望着面容憔悴的毛泽东，聂荣臻说：“我和林军团长到总部开会，顺路来看看主席。”
*腼腆着脸，两眼期盼地望着毛泽东，开门见山就说：“总部只命令我们做好战略行动准备，但不知向何处去？”
毛泽东深邃幽深的眼神紧盯着*，目光中隐隐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神情。
良久，沉思不语的毛泽东猛吸了一口自卷的宝塔牌香烟，吮吮下唇说：“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旋即，毛泽东爽朗一笑道：“你们来得正好，瞿秋白新开了一家图书馆，走，一起去看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当然清楚，自己心中十分仰慕钦敬的大恩人、中央苏区的缔造者——毛泽东，此时早已大权旁落。无论在中革军委还是在中央政府中，毛泽东虽然还挂着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空头衔，却无任何实权，甚至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
莫斯科归来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者们，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通过三次会议，便一步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并一步步将他架空，最后索性将他一撸到底，晾在了一边。
赣南会议，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担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完全架空。
一九三一年八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未到达中央苏区前，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叶坪谢氏宗祠召开的赣南会议上，亦即在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六届四中全会三人团）主持下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左”倾机会主义者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指责毛泽东犯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的右倾错误，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就是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党内的最高职务。
赣南会议，揭开了打击、排挤毛泽东的序幕。
耐人寻味的是，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却在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封了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
这在当时以战争为主的中央苏区，军权的失落，意味着毛泽东被剥夺了最高指挥权。
当然，封他个主席的头衔，主要是考虑到他在军队中和地方上的影响，毕竟毛泽东曾经是这块红*域的主人。
毛泽东只得“病了”，到瑞金郊外的东华山“疗养”。
也许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吧，遵义会议后，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道的毛泽东，此后一直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溘然长逝。
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在宁都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与会人员绝大多数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毛泽东据理力辩，但仍处下风。一气之下，毛泽东称病离开会场。
称病离开会场的毛泽东遭到“缺席审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毛泽东连一个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也被剥夺了。
从此，毛泽东兵权失落，对前线战事再无发言权。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左”倾机会主义者为彻底肃清毛泽东的“流毒”，仍对早已靠边站的毛泽东穷追猛打。在他们主导下的大会，仍集中火力猛批毛泽东“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铁流涌进 三（5）
打击毛泽东达到了最高峰。
但滑稽的是，没有被通知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反而擢升为政治局委员。
随后，在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张闻天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各部归人民委员会管理。
毛泽东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手下兵无兵将无将，头上戴了个空头衔。
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红军和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拱手让给他人了。
中央政治局开会，不通知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开始时毛泽东参加了几次，但不是挨批评，就是讲话无人听，仗打得好坏，他都成了别人的出气筒。
到后来，毛泽东索性也懒得去，政治局索性也懒得再通知他；中央政府的工作由张闻天大权独揽，没有分配任何具体的事务给毛泽东。
从此，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前线、后方的工作都与他无关，头上虽挂着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主席的两顶官衔，却有名无实，变得无所事事。
从此，曾集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毛泽东，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大事的旁观者。
也从此，随着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军事领导岗位和中央政府领导岗位上指挥权的渐渐远去，毛泽东苦心经营了六七年的中央苏区日渐缩小，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走上了下坡路。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三次会议被释去所有的权力！
即使是这样，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者们对毛泽东仍不放心，因为苏区是他开创的苏区，军队是他组建的农民，还有一大批他亲手提拔起来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者们担心他在军队和地方中的影响，故意放出风声说毛泽东企图拉拢军中将领，搞小集团、搞小山头，逼得毛泽东只好远离军队，远离将领们。
毛泽东的主张和政策明明是正确的，但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者们为了夺权、打击毛泽东的需要，竟然不择手段地采取相反的一套，这难道就是残酷无情的政治？
一想起这些，*苦笑着摇摇头，倍感迷惘和困惑。
“报告，司令部已收拾完毕，请军团长随部队出发！”警卫的声音打断了*的思绪。
*下意识地“嗯”了一声，回过头再次扫视了一眼宗祠，然后跟聂荣臻点点头，俩人并肩跨出宗祠的石门槛。
宗祠前的土坪上，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早已整整齐齐地列好队，举着火把，等候着他的命令。
*不经意地望了一眼队伍，嘴里只吐出简短的两个字“出发！”
顿时，只听到脚步的“嚓、嚓”声和马蹄的“嗒、嗒”声，以及担子的“吱、吱”声。
队伍在漆黑的夜幕中和绵绵不断的细雨中匆匆行进着，燃烧着的火把像一条长龙，在向前游动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自从十月十六日离开中央苏区，红军为了不暴露目标，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直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行军，白天藏身山上的树林里或村庄的屋子内，黄昏时行军赶路，凌晨时便宿营。
一谈到国民党的飞机，当时在红九军团当看护员、现年八十九岁的老红军张步兴告诉笔者：
“白天经常有飞机轰炸，所以不敢行军，我们白天就在树林里头睡觉，打草鞋的打草鞋，睡觉的睡觉。”
当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工兵连指导员、现年九十五岁的老将军方国安（1955年授少将军衔）也告诉笔者：
“敌人在天上起码有十多架飞机跟着我们，这一批飞机过去了，另一批又来了。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前面有侦察机，一个侦察机是侦察目标，一发现目标就马上飞回去了，接着就是三架或五架跟着来了，发现住房底下也好，山底下也好，一发现人群就马上轰炸扫射。”
原红九军团三师第八团团部通讯员、现年九十岁的老红军陈邦政告诉笔者：
“那时候总是夜晚行军，白天怕飞机，飞机天亮了就飞来了，白天不敢走。走夜路，晚上不得睡，好多人就在路上摔跤子跌倒，甚至于跌死人的都有。”
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飞机的轰炸，红军只能避开大路，昼伏夜行穿梭在守备空虚的赣粤、湘粤、湘桂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
原红五团三十四师一○一团机枪连连长、现年九十六岁的老红军廖仁和，对七十二年前的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我们从江西到灌阳走了一个半月，四十多天到灌阳，总是走山路，走两省的边界，平地方不敢走，而且为了躲飞机，总是在夜晚行军。”
*的红一军团是全军的开路先锋，更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夜幕中的*，正率领着自己这支能征善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