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形虽然听起来很糟糕，但是却并不严重，因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中，这类问题绝对难于杜绝。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的是，在中国所有的产业领域里，吸纳资金能力最强，利润率也最高的行业，都被国家所垄断和掌握。而且这种垄断与掌握，甚至已经浮于水面，成为了公开的政策意图。
早在2006年12月底，国资委发布了著名的“国控文件”，吹响了国进民退运动的号角，在这份文件中表明，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七大领域中，国家要保持着“绝对控制力”，而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里，国家也要保持“较强控制力”。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绝大多数的投资领域都已经成为民间资本的禁地，这些领域是普通民众绝难企及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手持巨资的温州商人，纷纷前往西北、东北去投资矿山、油井、煤田、而在国家收紧垄断力度之后，这些豪情万丈的投资者终于不得不黯然离场。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被清理出场的投资者究竟会去哪里？他们手中的资金，又究竟会去哪里？
答案很简单，正是在国家垄断政策的影响下，这些投资者转向了房地产市场，成为了交易中买方主力，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风云一时的“温州炒房团”。
我们在这里旧事重提，其用意就无非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独特国情之下，民众无论贫富，其投资渠道都已经被严格地限制在极其狭隘的领域内。回报率高的领域难于进入，回报率低的领域又不屑进入，在“国家垄断”与“政府控制”的铁臂合围之下，民间的资金无论多寡，都只能选择绕流。
按照常理来说，当资金在产业领域方向上受阻的时候，可以选择在空间上进行扩张，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内，这无疑是极其有利的选择。然而，中国偏偏又是一个地域经济高度不均衡的国家，譬如，仅就东西部来说，其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就使得产业链、人才分布、基础设施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形态，而这又使得产业投资的空间转移和区域均衡绝难在短期内实现。
当资本在产业间被垄断压制，难于实现突破、在区域间被客观因素限制，难于实现扩展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资金在客观上已经再不可能大量进入实业领域，而实业领域的回款速度之慢，回报率之低，也使得投资者们不愿青睐于此。
于是，这些被驱赶出来的资金，便只能选择较为虚幻的资产领域进入，其一为股市、另一个便是楼市。关于流入股市的资金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在后面会有专门的叙述。而楼市的过热，却因为这些“洪水猛兽”般资金的涌入而铸成今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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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重重的地产市场结构
民众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已经是无可争论的事实，我们刚刚从大格局论述了这一问题，假如立足于民众的微观视角，这种感觉必然会更加深刻。
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要留给后面的篇幅，在这一节中，我们要说的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房地产市场的独特结构。
在任何事物的变化过程中，都存在着外因与内因两种制动性因素，在这里，如果说流动性过剩与投资渠道狭窄，构成了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外部因素，那么这个内部因素，便注定要归结于房地产市场独特的结构。
在我们的一部分媒体中，经常会出现关于批评地产商操纵行为的文章，这一类文章有着良好的意愿，的确，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里，的确存在着数量不菲的“幕后教父”，如同操控提线木偶一样将房价上下拨弄，从而造成了楼市过热、房价过高的局面。
这样的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将楼市过热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地产商的操纵，便未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比起地产商的操纵，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地产市场实在缺乏自我调节能力。
按理说，像一个资金持量如此巨大的行业，资本的力量理应相当强大，唯市场的意志马首是瞻，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更是不在话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市场失灵的局面呢？
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停留在制度的层面上。
我们都清楚，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土地的产权归属自不必说，即使是土地的转让、审批权限，也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这样一来，无形中便相当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形成了“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开放商寡头控市”的局面。
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相应地减少了，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却一刻也无法放松，加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无不面对着资金短缺的困扰。
这样一来，大宗的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就成为填补地方财政资金缺口的最主要力量。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收入问题，地方政府在决策上便倾向于压缩土地投放，借此吊足土地需求者的胃口，为自己创造出高收益，然而这种压缩仅仅体现在时机上，也就是在投放次数上实现“缓供”，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土地的面积上，政府却倾向于大面积的出地，以此来制造惊人的收入，用来平衡财政上的缺口。
当中央政府在财税制度上作出调整，当地方政府在政策领域着意如此时，就开发商而言，无疑意味着对行业垄断寡头的培养。
在土地动辄以大地块的形式，一次性地投放在市场中时，其价格几乎每一次都停留在数亿元甚至十几亿的量级，没有实力的地产开发商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竞争能力，在历次大浪淘沙般的竞争中，小的开发商便被逐渐淘汰出局，成为了体制下的牺牲品。反过来，我们看到，那些被各大传媒炒得如火如荼的“地王”，那些最终拿到地块的赢家，总会是那几位地产巨头的熟悉面孔。
我们在经济学常识中可以得知，当一个行业中出现垄断与寡头的时候，总会有控制与价格弹性的欠缺随之而来，当小的开发商陆续出局的时候，这些原本应当作为市场补充的成分便随之缺失，无疑会导致行业产品的价格上涨。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现在的97号汽油价格已经高达每升7元以上，而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大概在3元左右，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大的价格差距，原因就在于垄断。由此看来，当房地产领域中蔓延出垄断趋势的时候，就必然会得到价格高涨、社会福利降低的结果。
当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自然也就被降低到了最低的水平，因为即便市场本身出现了价格的理性回归，垄断者和寡头们也会通过人为的手段，制造出市场紧缺的现象，将价格再次拉动上去。
靠行政手段调控房价的陷阱
从上面三节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可用资本过多，投资方向过于狭窄，加之市场结构过于独特，在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始终呈现出过热的局面。
事实上，政府对于房地产过热现象的认识，要远比我们清醒得多，从近两年来国家对房地产领域所发布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就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这种趋势的警醒。
远的不说，仅在2009年年底的半个月时间内，包括了住房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计委等多个国务院职能部门，就势如风火般地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比如著名的“营业税征收2改5”②，再到后来的“国四条”③，再到“拿地首付不低于50％”，从“5年内普通住房转让差额征收营业税”再到“督办全国18宗房地产闲置土地”④。如此多的调控手段，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不免产生出新的幻想与期盼。
然而，在这些琳琅满目的调控政策背后，所埋藏下的却未必是房价理性回归的契机，因为从我们的理论体系中来判断，这些政策尽管看起来严厉无比，却并没有动及房地产业的根本，特别是对于以上我们提到的三大因素，更是没有太大程度的触及。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对于我们提到的三大因素，这些措施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
“营业税征收2改5”，以及“拿地首付不低于50％”，其用意在于限制开发商拿地炒作、囤积地皮的意图，然而在当前市场热度极高的情况下，这种措施对于那些有实力、有意愿拿地的大开发商来说，很难说会有什么效果，甚至会让他们更有意愿和能力去获取土地，以便变本加厉地囤积居奇，获取高价收益。
有人会提出质疑，当政府提高税费、人为设置这些交易障碍的时候，不是无形之间增加了交易的中间成本吗？不是同样会对开发商形成限制吗？
的确，我们不能否认这两条政策会起到上述效果，但是请不要忘记，任何房地产商都不会甘心忍受这种中间成本，反而会将它们在交易过程中转移到终端购房者的头上，其结果反而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督办全国18宗房地产闲置土地”的用意，在于限制开发商囤积土地，从规范房地产市场制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政策富有远见，然而假如这样的政策被地方政府“缓期执行”、“选择性执行”的话，这条政策的价值恐怕便要大打折扣，更可怕的是，一部分开发商继续囤地，一部分开发商却不得不迅速开发土地，无疑会让已经形成垄断局面的房地产市场更加恶化，因为在这样的政策下，大地产商总是有办法自保自救，真正去执行政策的只有那些资金缺乏、实力有限的小地产商，像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至于“国四条”这样的举措，在更大程度上只停留在态度的层面上，由于缺乏实施细则，它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成为四句响亮的口号，而非四记真正打压房价的重拳。
由此来看，面对当下这样一个过热的市场，用这些短期性、限制性的措施，实在是很难起到尽如人意的效果，当我们所说的三大因素不能被很好地解决时，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根源就不会被堵住，甚至于会帮助其蓄积起更高的水量，导致一场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在这些政策发布的同时，其效果也就被注定好了——从每一次政策性调控后的效果就可以看出来，几乎每次调控过后，房价都会出现一次报复性的上涨。
说到了房价的上涨，那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在民众的期盼与幻想之中，最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在国家出台了如此多政策的前提下，房价会在短期内回归理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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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会在短期内回归理性吗
实际上，包括笔者在内，许多研究者以及专家都会被反复地问到这个问题——近期内，房价会出现下跌趋势吗？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困难无比。
说这个问题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无非三种：会、不会、不清楚。说这个问题困难，倒不是因为这种趋势无法判断，而是某些局面一旦已经形成，在客观上便已经无可奈何，无话可说。
其实，和世界上许多事情一样，如果一旦发生了，就注定永远无法回归到从前。因为覆水难收，因为时光无法倒流，借用一句历史读物上常常出现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无法重演的。
当很多事情行进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上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承认那些既成事实。
拿国家所实行的政策来说，其用意无非是促进民生，保障和谐，让民众能够得到安居乐业的环境。然而，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种种问题的形成，不也正是由于经济改革中长期积累的政策缺陷和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吗？
当某些问题的形成机制无比深远的时候，想要着手解决它们，也就必然需要从长期来进行考虑，无论是实施过程还是最终效果，都绝非可以“只争朝夕”。
从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其短期性已经是板上钉钉，政府的急迫与期冀跃然纸上，甚至不惜重拾传统，采用各种计划性、行政性的手段，把市场性问题、经济问题解读成政治上的任务。
正是由于这样的存在，使得无论中国的楼市呈现出怎样的形态，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彻底放松。可以说，在政府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下，房价的上涨也好，下跌也罢，都不会遵循着市场的规律，也同样不会遵循着民众的意愿。
这样看起来，与其预测房价的涨与跌，倒不如去预测政府的利益取向，与其去挖空心思地为抑制房价寻找方案，倒不如去在市场体系之外寻找根源性因素。
可以说，从长远上看起来，在缺少一个利益制衡的民众监管机制时，中国绝不具备任何力量，可以在短期内让房价回归理性。其唯一的结局就是往复式的崩盘。
在笔者与一位经济学者的谈话中，他坦然地谈到房价问题：“目前看起来，房价一定是会下跌的，不过下跌是短暂的，我们看到的下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上涨，民众手中的消费能力有限，总不能无限上涨到倾家荡产也无法买得起的地步……”
在这种情形下，民众的处境无疑是极其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情况是，中华民族在高昂房价中的迷失，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更多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迷惘。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无不有着人生上的信仰，事业上的信仰，而在当今这个高房价的时代里，我们的“80后”年轻人，已经将拥有住房这种生活必需品当成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唯一信仰，甚至于将其当成一种“崇拜物”来看待。假如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民族，其未来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注释：
①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表示收入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②营业税征收2改5：
根据国务院财政部通知，2010年1月1日起，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在此之前，起征年限为两年。
③国四条：
指的是在2009年12月14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出增加供给、抑制投机、加强监管、推进保障房建设等四大举措，其目的在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④督办全国18宗房地产闲置土地：
国土资源部于2009年12月23日宣布，对北京、上海、浙江等9个省区市的18宗房地产开发闲置土地挂牌督办，以强化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全程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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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是阻碍内需的最大因素
在过去的2009年中，我们常常谈论到的一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