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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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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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异在劳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有些人却难于维持自己的生活，当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快被瓜分完毕时，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于是，富人与穷人便有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富人只想保持自己的财产权利、以及掠夺、支配穷人的权力，而没有土地的穷人，则基于自然权利，把自己的生活需求与取得他人财产的权力等同起来，他们不是接受赠与就是掠夺富人的财产。
就这样，人类社会上一方面产生了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暴力和掠夺的关系，原本稳定的社会形态，就这样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或*状态。
当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感觉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于是，他们便向占有少量资源的人提出联合的请求，要求产生一个共同的保障体系，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人人都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
就这样，富人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沿着这样的路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地位被合法地确立了起来，他们所占有的财产与资源受到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建立公共权力与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法律巩固了所有权，使富人对资源的巧取豪夺、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合法的权力，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获得了全新的统治力量。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权力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人们开始将公共权力托付给一个令人信服的群体，而这就为这一群体将社会资源占为己有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群体的名字就是政府。
这样一来，麻烦就变得大得多了。
当这一蜕变真的出现后，其结果是合法权力变成了专制权力，在政府中行使权力的阶层，很容易将自己看成是主人，而将广大民众看成是与自己争夺利益的对手，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不平等现象的深化与普遍的道德堕落。
当这种现象达到顶点时，便会出现了极度专制与*的局面，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民众反而重归平等，这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被压缩为零：民众除了服从于政府的意志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权利；而政府除了满足它自己的欲望、维护既得利益阶层之外，也再也没有别的规则。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一头独大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假如我们能够对中国政府的由来做一深入了解，便可以对上面的两个问题做出准确的认识，
谈到中国秦王朝之后的社会形态，俗口流传，总把它叫成封建社会，后来逐渐没落，完成社会转型。其实，封建社会的形态并未在历史上存在多久，从周王朝覆灭之后，封王建土的事就成为了历史，而那位秦始皇下的第一手棋，走的就是集权统治下皇权社会的路子。
自秦朝之后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度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
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因此人人都尝试着通过对他人的侵害，来达成自己独享独占资源的欲望，而这正是引起战争与*的源头。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政府就被建立了起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一定要立下规则，使人人都知道什么东西有权享有，什么东西无权享有。什么行为可以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以保证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这项旨在保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的规则，正是我们所称的法律，鉴于它产生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政府建立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从来都不存在这样一种规律。
在西欧，存在着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契约的形式限制皇权、进行法律与司法方面的改革，由此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确立了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自由，也同时保障了民众不受皇权的制压。
反过来，在秦王朝之后的中国社会中，这样传统却荡然无存，只要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一旦形成，皇帝口含天宪，就不再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其权力，专制与垄断的意识形态日渐深厚，传承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下，中国的政府始终存在着一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这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并不仅仅体现在“六王毕，四海一”的地域观念上，事实上，在社会其他领域，政府的这种情结与倾向同样存在着，在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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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场子与下绊子
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些事弄清楚之后，，关于“国进民退”这种问题，就没什么难理解的了。
我们知道，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经营行为来赚钱，是每一个企业与个人的本能行为，不存在谁妨碍谁，谁伤害谁的问题，然而，当政府开始跟着一起掺和进来之后，不惜放下架子逐利于市井之间的时候，它的本能就很容易变了味，形成了对民众的侵害。
像我们在前面说过，政府的职责，本来是给所有民众提供一个规则、一个有保障的竞争环境，当一个政府把这件事做好的时候，它就完成了任务，可以在一边静静地享用纳税人提供给它的行政经费，双方都相安无事。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老百姓参与的市场竞争，很像是一场许多人参加的马拉松，政府就像是一个垫跑道、看场子的工作人员，或许还可以兼职干干裁判，把那些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的不良分子从队伍里清理出去，最多冒充一下教练的角色，在边上指导指导该怎么跑。
而现在的情形呢，是这个看场子的不但下了场，而且还骑上了车，在一路飞驰、占尽便宜的同时，不断地给别人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假如有谁对此表示抗议，就会被冠以“破坏国有经济”的名义撞出跑道。所有人只能对这样的事干瞪眼，因为这个破坏比赛的人是裁判，没人能把裁判罚出场外。
所谓“国进民退”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政府这个看场子的人，不断把其他参赛选手清理出场，把自己家的亲戚安插进来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性质在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一种国有经济，其特点是政府用权力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以垄断优质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加以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随时可以用权力来保障国企的发展，并不断地巩固国企的竞争优势地位，只要有迹象表明国企的这种优势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手中的权力，采取强制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
当国家充当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时，无论涉及到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都要由国家行政体系来负责处理，把本来随随便便的经济事务，一下子变成了了不起的政治问题。
这其实倒也是无所谓的事情，最多不过是市场经济又开了次倒车，变成原来的计划经济，然而麻烦就处在，即便是最简单的行政体系，也是由一个个行政官员构成的，这就使得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由人来负责进行。
任何人都具有自私自利的特质，即便是国家官员，也不可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特别是在行政官员的素质与能力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愈发明显起来。
当刻意牟取私利，将权力演变为利益的寻租场的时候，权力与资本就会结合到一起，心怀不良的商人与旨在牟利的官员沆瀣一气，获得权力保护的资本变得更加强势，这种新形态的垄断情形，要比自由竞争下的垄断来的更凶猛，更迅速，其带给民众的苦难也就更加强烈。而这种恶劣行为为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则更属题中应有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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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钱交易是国退民进的必然结果
刚才我们说到，政府在市场竞争当中，分内工作就是一个看场子的角色，说的正规一点，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或者说提供一个这样的规则，除了这些之外，实在是不适合做其他的事情，假如有别的事发生，那么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为什么说政府跟着民众一起赚钱是可怕的事呢？这个话题恐怕还得从两个方面说。
我们都知道，做生意就要有本钱，我们在前面也说到过，资本是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元素，普通民众的资本来源，要么是日积月累的血汗钱，要么是东挪西借的债务，即使是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比如挖到了狗头金、中了六合彩之类的，也都是自有资本，拿着自己的钱去参与竞争，肯定小心谨慎，生怕亏本。
政府就不一样了，它的资本来源是纳税人的钱，换句俗话来说，这样的资本来源和大风刮来的没什么区别，而且税收征管的大风源源不断，刮来的钱也就源源不断。
拿着大风刮来的钱，花起来自然不心疼，不要说投资效果好坏，利润多少，即使是拿去挥霍浪费也毫不手软，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有那么多的国企连年亏损，企业绩效差到离谱的原因，因为无论盈亏，政府都会用他人的钱来对它进行补贴，没有了盈利的动机，自然也就没有盈利的行为。
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国企的运行效率即便再低下，也会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