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1）
AIG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而成就其历史的那些管理者们更是令人着迷，所以要写一本关于AIG及其主要人物的书，我首先必须得到AIG执行官们的配合，其中包括一些我二十多年未曾来往过的人。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采访，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一点，而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首先，我们曾经，而且依然是朋友，我们曾经作为同事一起经历过AIG历史上的狂风暴雨。其次，我们都热爱这家公司，喜欢一起回忆与分享在公司的历险故事。最后，我几乎见到了采访名单上所有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本书的成书得益于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首先我必须感谢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他在AIG担任了近40年的CEO，他和AIG的CFO爱德华·马修斯（Edward Matthews）一起接受了我的采访。虽然我和汉克是朋友，但我还是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准备写作AIG历史的人，可他没有。
我还要感谢纽约州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liott Spitzer），他慷慨地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检察长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足够挑战的工作了，而竞选州长更是难上加难。
有一些执行官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所以我在致谢当中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名字保密。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老朋友奥克雷·约翰逊（Oakley Johnson），AIG驻华盛顿政府公关部门主管，他对我的写作计划充满了热情，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并帮助我搜集了许多关于AIG的背景资料。
我还要感谢美国国际保险公司主席，AIG副主席——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AIU总裁，AIG董事——休顿·巴克·弗里曼（Houghton Buck Freeman）；AIRCO前CEO——厄尼·斯坦贝尔（Ernest Stempel）。他们脑子里都装满了一大堆关于AIG的趣事。阿特密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曾经负责AIG在东欧地区的业务，他也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一起举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聚会。我还要感谢ALICO主席——肯·诺丁汉姆（Ken Nottingham），我们曾经携手帮助AIG解决过很多问题。还有负责公关的帕特·佛类（Pat Foley）和公司的广告主管罗伯特·迈克考特（Robert McCourt），他们都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最后，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董事，包括已经退休的伯纳德·艾迪诺夫（Bernard Aidenoff）。
汉克·格林伯格的儿子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以前曾经担任过AIG最高执行官，后来担任马什迈克里安（March McClennan）的CEO。 他也抽出很多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的老朋友，也是在AIG家族中长大的克莱尔·特威迪（Clare Tweedy）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他父母和史带的有趣经历。她还帮助我接触了很多以前我并不认识的人。
史带最初的钦定继承人比尔·扬曼（Bill Youngman）的儿子罗伯特·扬曼（Robert Youngman）也抽出了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的儿子和我一起在百慕大跟迈克·墨菲（Mike Murphy）共进午餐。迈克是SICO的总顾问，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华盛顿并肩作战时的情形。我还要感谢史带基金会前任总裁——，还有史带的表亲玛丽安·布林（Marion Breen），她曾经担任史带的助理，同时也在基金会就职。
此外我还要感谢一些AIG家族之外的人。其中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总裁——莱斯利·吉尔伯（Leslie Gelb），他向我介绍了很多格林伯格如何慷慨地帮助委员会的故事。休斯·胡巴德·里德律师事务所的罗纳多·阿布拉姆森（Ronald Abramson）帮助我理清了许多关于AIG的诉讼情况。还有我的财务顾问——多·埃利斯（Dong Ellis），他帮我整理了AIG的一些数据，并对公司的发展情况做了一次详细的梳理。我的好朋友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向我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和营销建议。我还非常感谢我的伙伴德威特·福斯特（Dwight Foster），对我一时疏于公司业务的行为，他宽容地表示理解，并对本书创作也充满了巨大的热情。
跟阿尔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总是能够提出许多有益的指导建议，冒出许多有趣的想法。
我的执行编辑德布拉·英兰德（Debre Englander），还有助理编辑格雷格·弗莱德曼（Greg Friendman），还有高级制作编辑迈克尔·里斯克（Michael Lisk）也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如果没有我的经纪人，勒文/格林伯格经纪公司的詹姆斯·勒文（James Levine）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问世。
每次回想起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得到的那些帮助时，我就会想到以前人们常说的“作家埋头创作”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解。创作一本书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成就。
前言（1）
当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y）因为会计丑闻而被迫辞去任职37年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CEO兼主席职位的时候，我想所有了解格林伯格，或者跟他一起共事过的人都会深感震惊。
如果你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事情，那么一个在近40年的时间里将一家保险连锁公司发展成一家世界级的保险巨头的商业大师的成就就此一笔勾销；他这个曾经与国王、总统，首相交谈的人；这个建立了一座几十年来始终令华尔街着迷的金融帝国的人，正在渐渐褪色。
就在格林伯格被迫辞职的消息发布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带着孩子们去犹他州的滑雪胜地度假。就在我享受滑雪——这个汉克·格林伯格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的时候，他本人正在经历着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最具威胁，最让他感到耻辱的挑战。
不幸的是，我在滑雪的第一天就摔断了腿。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我们决定还是在那里过完那个星期。他们去滑雪的时候，我就抽出大量时间来阅读报纸，了解事件的最新发展动态。
正当我紧密地追踪所有关于AIG的头条新闻时，一个想法逐渐浮现出来，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AIG如何崛起的书呢？毕竟，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这家公司最受信任的内部人士，而且我很可能是唯一一个敢写出这家公司所经历的困难的内部人士了。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于记者和管理专家的视角。
当时我原本想写一部以AIG为原型的小说，讲述一家在中国成立，回到美国后又把业务拓展到全球130个国家的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有着奇特的经历，它的员工甚至有在伊朗和尼日利亚被关进大牢的罕见经历。这家公司的历史有着所有探险故事所必备的元素，有着像史带和汉克·格林伯格这样的传奇性角色。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好朋友们的时候，他们立刻表示反对：“你应该写一本关于AIG的纪实读物。这家公司现在正是新闻报道的热点，所以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
2005年3月14日，AIG一夜之间成了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我跟所有已经退休，或者离开了AIG的员工，还有所有接触过汉克·格林伯格的朋友们一样，感到万分震惊。虽然已经离开AIG多年，但我在这里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在AIG工作过的人会想到格林伯格会被迫辞职。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真的有人可以接替格林伯格吗？没错，有人可以管理好这家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可问题是，他能像格林伯格那样在各国首脑，政治家还有权力领袖们面前昂首挺胸、坚守立场吗？
我曾经在汉克·格林伯格手下工作过12年，我享受那12年中的每一分钟。虽然我已经离开很多年了，但我依然能够感到格林伯格对我产生的强大影响。每次接到格林伯格的电话，或者是在会议上遇见他，我都会紧张不已。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每一次给格林伯格打电话都让我感到不安。虽然我后来也曾经历过一些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没有一件工作能够像在AIG的时候那样令人激动，那样富有挑战性，那样真实地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它可以让你在智力上不断挑战自己，能够带你到世界各地，还能够让你学习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权谋与外交的策略。
如果说在AIG有什么让我遗憾的事情，那就是，当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它的创始人史带先生已经去世5年了，所以我没有任何机会结识他，或者跟他一起共事。跟格林伯格一样，史带先生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他奠定了AIG王国的基础。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真正了解AIG（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组织）所发生的一切。是格林伯格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说商业活动违反了政府监管规定，或是由于个人的政治野心？
我之所以要请阿尔·埃尔巴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是因为他既了解保险行业的许多深层内幕，同时清楚政治状况和监管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在听到AIG遇到的问题之后，阿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公司之所以会落到这步田地，完全都是由于格林伯格的傲慢性格所致。可当我们开始深入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时，阿尔开始意识到情况远比他的想象复杂得多。在经过数十次针对AIG现任和继任执行官的采访，并且阅读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一幅多姿多彩而头绪繁杂的传奇图景开始浮出水面。
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的情绪开始由对格林伯格的愤怒转变为对董事会的失望，最后转变为对斯皮策监管手法的愤慨。在为本书写结论部分时，我犹豫再三，正像你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结论并非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在复杂的国际世界中，在AIG得以繁荣成长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灰色的。但尽管如此，AIG的故事还是极富魅力，正像阿尔在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工作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所接触过的最令人兴奋的项目。”
在离开AIG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家公司的发展。时不时我还会到AIG那美妙的中国餐厅就餐，偶尔也还会看到汉克·格林伯格等人。写作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我一直深爱的公司。这真是一段令人兴奋、满足，又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外人，包括在AIG工作的人都对汉克·格林伯格抱有一种奇怪的迷恋。他们一方面为格林伯格取得的成就着迷，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坏脾气感到震惊，甚至恐惧。他们总是不情愿地仰慕他的坦诚，同时又对他在各种话题上的见识大为折服。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格林伯格的性格，但他们确实尊重他的行为方式。而且他们甚至怀疑，是否只有像格林伯格这样的人才能取得和他一样的成就。
汉克·格林伯格始终紧随史带，一位虽性格截然不同，但却同样聪明，同样极富进取精神的领导者的脚步。在过去的87年里，AIG十分幸运地招募到了一系列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共同效力于同一家公司。当其他人甚至还没有想到进军海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公司。他们的领导者——史带和格林伯格——总是未雨绸缪，始终走在浪潮的前方，紧随经济潮流、监管制度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
最后这一次，汉克·格林伯格似乎没能跟上监管法规的变化速度。结果，他不得不放弃对心爱的AIG的领导权。这点虽然不幸，但让格林伯格感到欣慰的是，他自满于没有人能够达到，哪怕是接近他所创造的记录。
发迹上海（1）
1919年11月，史带走下了停在上海港的一艘蒸汽轮船的甲板，走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开始拥抱他过去10年求之不得的机遇。12月19日，史带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简称AAU）。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保险公司遍布整个东亚地区，同时他还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商之一，并且成为两份报纸和一家杂志的发行人。史带很可能是一个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取得成功的人，但上海几乎比任何其他地方却能让他快速发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远超香港，甚至超过了日本的东京。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被称作“东方荡妇”。而在其他人眼里，上海却是东方的巴黎。
虽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外国人在管理，但它却并不是殖民地；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但却并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自从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上海陆续被划分成了许多外国租界。英国是当时上海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在这些租界中，外国人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警察，甚至带来自己的建筑。当时的上海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之一，充满活力，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转眼赤贫，生生死死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同时它还是避难者的天堂，为了逃离战争、革命，或者是新政权的压迫，世界各地的冒险者们纷纷聚集上海。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并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之一。事实上，当时上海居民国别、组族群繁杂，而且不同人群之间几乎没有重合的地方。西方人居住在上海西部，可以完全不与周围的中国人往来，而且大都不会说中国话。他们的世界完全是一种典型的英国殖民地模式，人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着赛马会、教堂、交易所，贸易公司与银行。
那时的史带还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毛头小子，他早年曾经先后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他出生在加州北部的一座名叫布拉格堡镇（Fort Bragg）的海边小镇，母亲经营一家寄宿旅社，同时向附近一家妓院的常客们出售各种烈酒。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荷兰的铁路工程师，在当时的工会伐木公司（Union Lumber pany）工作。在史带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史带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约翰，一个叫本。早期在生意上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史带便开始照顾自己的母亲，并跟哥哥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跟史带一样，这两位哥哥也都没有生儿育女。两位哥哥在事业上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成功，而且据史带的一位表兄说，本还经常手头拮据。除了偶尔会谈到自己出身贫苦之外，史带几乎不与任何人（他最好的朋友除外）谈论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不懈奋斗的动力似乎并非来自母亲的早期教育，显然也不是受到哥哥们的影响。史带似乎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听从自己命运的召唤。他是一个典型的天生就要成为商业领袖的人，这是天赋异禀，并非后天培养成功的商业领袖典范。可除了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是表现得十分匆忙之外，史带的早期生活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功人士的迹象。
许多年以后，当史带基金会在全球各地广设奖学金项目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以他母亲或哥哥的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说他父亲了，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这些奖学金就叫“史带奖学金”。不过话说回来，史带基金会直到1955年才成立，当时该基金会也没有太多资金。然而，史带的确一直跟自己的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事业成功后给母亲在旧金山�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