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控制并非一个简单的“降”或“砍”字所能达到。一则成本有极限，二则成本有心态。若是为了追求利润，过度降成本，很可能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伤及品质。因此，成本有条价值基准线，成本控制就是围绕基准线而展开，并演绎着成本量的上下波动。
成本量若在价值基准线之下，就说明成本不足，品质无法保证，比如以降低产品质量来降低生产成本，就可能引发一系列影响、损害甚至危及相关利益者的问题，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是恶性竞争所致。这个时候成本要充实要加强，这反映企业的诚信和责任，无论从合规还是道德操守来看，这是企业的生存底线。
成本量若在价值基准线之上，就说明质量过剩，资源存在浪费，比如在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继续无止境地提升产品质量就可能造成成本浪费。这个时候成本要节约要毫不留情地砍，这反映企业的效能和效率，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经营。
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一切要素成本趋涨，竞争对手之间的价值个性也日渐趋同，企业要在窄缝中赢利，千方百计降成本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如何把握好降成本的分寸，保证成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这就是一场成本量与成本质的战争。
“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中国奶业的诚信危机，这种靠质上作假赢得量胜的手段，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毁信誉，自葬前程。
丰田汽车“召回门事件”暴露的不仅是简单的质量问题，而是成本合作共赢的问题。换言之，在产业链合作中，如果一味地只考虑企业自己的成本控制，忽视相关合作者合理的利润回报，也就是足额的成本合作，比如过分压低对供应商的采购成本，虽然成本量控制住了，但最终成本质的防线却失控了，让企业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代价。这就是成本竞争直接导致血腥的成本量与成本质的战争。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从深层次分析，这是长期以来代工薄利催发的“低成本跳楼”。 代工企业一般靠贴牌生产，处于产品制造的价值低位，资源增值的空间很小，只能以廉价劳动力支撑低成本优势，从加工量上赚取利润总额。“低成本跳楼”已超出了物质形态上的成本量与成本质之争，上升到了利润与社会责任之争。
世界上没有永不枯竭的金矿，只有无形的软实力才能生生不息。成本量是硬实力，靠紧巴巴地节省成本所获得的利润，是硬利润；提升成本的价值含量是软实力，因价值创造创新而赢得的利润，是软利润。硬利润是暂时的，软利润是长期的。追求硬利润必然大开成本杀戒，不择手段，不计长远，轻则拆东墙补西墙，弄得捉襟见肘，苦力经营，重则伤筋动骨，伤及相关利益者，危及企业生存发展；追求软利润要视品质和价值为生命，工序虽繁不省人工，品位虽贵不减物力，用成本保证品质，用价值支撑成本，即使出现亏损，也阻挡不了企业持续赢利、基业长青的大势。
成本控制实际上是保证量与质的平衡。成本高压，利润紧迫，量与质的战争考验企业软实力！
竭泽而渔 付出更大的生存代价（1）
世界上没有永不枯竭的金矿，只有无形的软实力才能生生不息。靠软实力整合资源，并善于利用，企业就能以少赢多，持续发展。靠硬实力强占或抢占资源，企业可得一时之利，却毁了自己的万世基业，当然，这类企业压根儿就没考虑万世，以逞一时之强为痛快。
急功近利的“成本浮躁症”
蛋糕好吃，要慢慢吃。软实力的吃法，第一口垫底，第二口作为创作新蛋糕的成本。
——软实力“成”语
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在城濮与楚国对峙，他问狐偃如何胜强大的楚军。狐偃献计用欺骗的办法。他又问雍季如何处理，雍季说用欺骗的办法只能是把池水弄干捉鱼，到第二年就没鱼捉了，打仗还是要靠实力。晋文公用狐偃的计策打败了楚军，但在论功行赏时雍季却在狐偃之上。他说：“我们怎么能认为一时之利要比百年大计重要呢？”
“竭泽而渔”的典故告诉我们，企业不能为了眼下的功利而破坏自己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图一时的利益，可能只要付出一点点成本，可是，一旦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诚信、形象等遭到破坏，企业就要为后期的生存发展付出数倍于所获利润的代价。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的企业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狂潮一经消退，夕阳下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曾经喧闹一时、又瞬间烟消云散的朦胧足迹，这正是浮躁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一大致命伤。
茫茫宇宙，至诚无息；芸芸众生，熙熙攘攘。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地从过去走到现在，矢志不移地又由现在迈向未来，是什么力量在推动？那就是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宇宙万物所秉承的生命运动规则，我们称之为核心理念。核心理念的本质在于“道”。“道”者，乃规律、规则、规矩也。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企业生存发展靠的是核心理念。
一般来讲，企业理念并没有“对”与“错”的说法，只有顺“道”与逆“道”的做法。理念无“道”，就是企业随心所欲，没有自己的核心理念，违背规律、规则、规矩办事，就会四处碰壁，举步维艰，长此下去，企业难逃衰败的厄运。理念有“道”，就是企业痴心不改，坚守自己的核心理念，遵循规律、规则、规矩办事，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企业就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像新疆德隆、郑州亚细亚、秦池酒业、三株口服液这样的企业，一段时间内扩张发展之迅猛、成绩之斐然是令人惊叹的，而其迅速的衰亡所造成巨大的反差又是令人记忆深刻的。
这样的流星谱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常见的，据统计：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500家企业，到今天很多已消失。
1990…2000年，近一半的世界最大企业从500家排名中退出。
在日本和欧洲，所有公司的平均寿命值在125年；40％的公司不到10年便夭折了，即便是大型公司，也很难维持40年。
在美国，平均有62％的公司存活不到5年，寿命超过20年的公司只占公司总数的10％，只有2％的公司能存活50年以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其原因有很多，比如美国LAND公司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世界上每倒闭1000家企业，可能有800家企业是决策失误造成的。而在这800家企业中又有650家是多元化所致，这说明经营理念出了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规律性。珠海的巨人集团，“脑黄金”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可史玉柱环顾四周，凄然发现，身边从未有过一个所谓的“巨人集团”，而是一盘缺乏凝聚力的散沙。珠海“巨人大厦”被称为巨大的基坑。天津的大邱庄曾因经济上的暴发，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庄园”。可是禹作敏倡导 “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靠运气凭胆大，才是赚钱的高手；因为没有能力聚集文化精英，“庄园文化”最终衰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竭泽而渔 付出更大的生存代价（2）
“三株”失败后，总裁吴炳新发表了一份数百字的《吴炳新自白书》，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利益，就没有生存的意义。”不错，利润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三株虽然认识到了利润的重要，却没有看到支撑利润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不唯利润而利润，企业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市场生态、保护环境、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来获取公平合理的利润回报。可惜的是，三株错误地选择了一种竭泽而渔的实现方式，“以一个极端冷酷的、狂热的功利主义者，采取对竞争对手的无情打击和带有阴谋色彩的颠覆，在产品上的夸大无度”，结果不仅毁掉了自身，又破坏了整个保健品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使企业失去了持续赢利的产业基础。
企业是有生命的，企业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自己长寿，能够基业长青。企业的短期繁荣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获得，而企业持续增长的力量却只能从核心理念中获得。只有那些符合社会规律和人性健康需求的核心理念，才会把企业逐步引上更加宽阔的成功之路。纵观那些优秀的百年企业，在追求自我生存和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总能够保持一贯的核心理念，所以能够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学习创新，始终保持持续的赢利增长和竞争能力。
今天企业为什么迫切需要核心理念？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积11年心血写下的两部经典著作《从优秀走向卓越》和《基业长青》给我们提供了最权威的答案：只有坚持核心理念，企业才能从优秀走向卓越；只有坚持核心理念，企业才能基业长青。当企业只是一个团、一个师时，靠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等，就能拥有自己的攻防优势；当企业要上台阶，有很多部队的时候，要打赢规模战、持久战，就必须要有核心理念。
世界500强胜出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这些一流公司的企业文化同普通公司的企业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最注重四点：一是团队协作精神；二是以客户为中心；三是平等对待员工；四是激励与创新。凭着这四大支柱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力，使这些一流公司保持百年不衰。在大多数企业里，实际的企业文化同公司希望形成的企业文化出入很大，但对那些杰出的公司来说，实际情况同理想的企业文化之间的关联却很强，他们对公司的核心准则、企业价值观遵循始终如一，这一理念可以说是世界最受推崇的公司得以成功的一大基石。
因为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惠普公司（Hewlett－PacMrdl）、索尼公司（Sony）等企业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跨越数十年、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终成为翘楚中的翘楚。因为不改自己的初衷，同仁堂、全聚德等百年老店所以能够历久弥香。
因为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一批企业家深谙核心理念之道，所以成就了像海尔、联想、万科等一批优秀企业，在21世纪的商海横流中共领风骚。
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验证管理有效性的标准是总体经济绩效的提升。中国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多向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学习，树立正确务实的经营观，摒弃浮躁，张扬韧性，多些沉静，耐得住寂寞，注重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致力于营销思路的创新、产品质量和员工素质的提高、国际国内市场的有效拓展等等，在踏踏实实和埋头苦干中发展壮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竭泽而渔 付出更大的生存代价（3）
“三低一高”的循环经济
循序渐进折射出软实力，付出的是小成本；大乱后回头大治则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软实力“成”语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
“公地的悲剧”远超出环境和生态问题，折射出一条极不正常的生存潜规则，那就是在一个公共的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谋求生存资源，每个人都在破坏共同的生态环境。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矛盾。亚当·斯密认为，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根据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和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他指出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这种理论假设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显然不相符，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企业生存环境与亚当·斯密时期有着重大的差别，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是极少存在的。在西方，企业经营中的一系列丑闻如贿赂、垄断、欺诈、环境污染、非法政治捐助、非法股票交易、窃取商业秘密等，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要求建立企业和社会相互信任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但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一个限制因素，满足社会需要才是企业的永恒目的，利润不过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回报。松下幸之助也认为，企业从社会中获得合理的利润，是企业完成了使命，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得到的报酬。
其实，人们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其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根据“三重盈余”标准，我们可以将成长和赢利的企业置入一个坐标系中，横轴是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利润的成长，即企业的影响力，受益者是作为企业出资人的股东，竖轴是企业对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回报，受益者是社会和自然这两个“股东”。按高影响力和低影响力、对环境的回报和破坏，将这类企业分成四种类型：
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
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
上述四种类型的企业，蜜蜂型企业应该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典范。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做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沾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赢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企业正处在“战略”退出的高发期，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凭什么生存？你的生存方式是什么？按昨天的生存方式你还能生存多久？你凭什么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企业所带来的生存革命，又是全球经济面临的环境压力、资源压力等共同问题给企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