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就至关重要。
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年纪最长(61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黄旗索尼和鄂拜首先倡言“立皇子”,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索尼和鄂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巴牙喇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多铎声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代善表示自己老了,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在争执激烈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这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阿济格随后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沉默不发一言。这就出现“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
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所以,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豪格也不好反对。
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这有点像天助神佑,但也并非找不出事理的根据来。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276年的大明皇朝灭亡。
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
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日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山海关聚结三大军事集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
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率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官兵,献城投降,奉表称臣。李自成则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归北京,四月三十日,匆匆称帝,放火烧毁紫禁城一些宫殿,弃京西走。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多尔衮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
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以太宗皇太极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年方7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于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10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顺治朝的18年: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24岁时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同母后的关系
顺治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她13岁嫁给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
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14岁。夫君死得太早,刚满30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
在当时,一个30岁的寡妇带一个6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明朝万历皇帝和他母后的故事:万历皇帝10岁继位,上皇后尊号为“仁圣皇太后”,上生母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他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在宫中没有地位,吃饭时仁圣太后和万历帝坐着,慈圣太后却站着。内廷有仁圣皇太后,外朝有大学士张居正,万历皇帝才10岁,她依靠什么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一天,她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神托言,自己是九莲菩萨转生。于是,她捐资在北京阜成门外修建一座慈寿寺,供奉九莲菩萨。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名“永安万寿塔”,又叫“慈寿寺塔”。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九莲菩萨”。
孝庄太后倒没有用诸如此类的策略。她深知,同摄政王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关于孝庄后和多尔衮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的公案。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民国八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至今仍有人认为所谓“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种种理由,但是还没有一条铁证。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第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的皇位。这点前面已经讲过,顺治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第二,兄死弟可娶其嫂是满洲习俗。满洲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第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尊称,如同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一样。如果说,称多尔衮“皇父摄政王”就说明太后下嫁的话,那么叫慈禧“皇阿玛”,恐怕要得出慈禧变性的结论来了。第四,蒋良骐所辑《东华录》里记载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相恋不同于下嫁。第五,孝庄死后埋在清东陵的昭西陵(在皇太极昭陵西面)。孝庄和康熙都做了解释: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的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第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历史不能凭某人一说,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第七,惟一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明末张煌言(苍水)的一首七言绝句《建夷宫词》:“上寿觞(shāng)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我们做一个分析吧。它的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夷”就是夷狄,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这个时候,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可以说,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特别是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
我认为:孝庄太后同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确实无。不管下嫁与否,孝庄太后出于母子命运和大清江山的考虑,尽量笼络多尔衮,倒是不用怀疑的。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可能有的冲突是:
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同皇叔的关系
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叔父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jiǎn)除。
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第三步,分化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日,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第四步,整死豪格。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豪格随军从征。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豪格西征。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多尔衮藉此又将豪格定罪,下狱。三月,豪格猝死,年仅39周岁。一说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给杀了。多尔衮杀掉豪格后,还霸占了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同爱妃的关系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但他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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