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喃喃道：“不要管我，快冲！……冲上去！”
张老四悲愤欲绝，含泪转过身，大吼：“为排长报仇！冲啊！”
从来没练过、登过云梯的新战士也登上了城头。
3班像疯了一样，子弹似乎也因他们的狂怒而躲开了。10分钟占领了城头。该给后续部队发登城信号了，张老子四这才想起信号枪还在排长手里。
“叭！叭！”
两颗信号弹从城脚升起。
张老四吃惊地哑着嗓子喊：“排——长——”
原来，王克勤一直不让人背他回战壕，强支着身子在云梯下坐着指挥战斗。
一个班上来了，他对班长说：“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
又一个班上来了，他艰难地抬起手，指着：“右边有敌人的机枪，把它干掉！”
稍后，他向守在他身边的陈群说：“你……你……你不要守着我，快冲……”
血，呼地向外冒着，王克勤昏了过去。
枪声、炮声、喊杀声把王克勤从昏迷中唤醒。他睁开眼，注视着城头，仔细倾听着城头的枪声。当敌人的机枪哑了时，他知道是同志们占领了城头。他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疼痛，一手按伤口，一手艰难地从腰里抽出信号枪，高高举过头顶，发出了登城信号……
第18旅大部队越过壕沟，炸开城门，摧毁了北门的核心工事。守城的敌军退潮般向城里撤，受惊的马嘶鸣着到处乱窜。有一股敌人见没有逃路，把枪放在地上喊：“八路公（军），莫打，我们告穷（缴枪）！”
战士们不懂“告穷”，正要开枪，一个胆儿大的广东籍敌兵高举双手走过来，嘴里一遍遍地喊着：“告穷！告穷啦……”
战士们这才明白，于是大家齐喊：“告穷呀！告穷不杀呀！”
7月11日凌晨1时，第6纵队攻克定陶，全歼守军第153旅4300多官兵，缴获各种大炮15门、轻重机枪123挺、步枪2100余支。
定陶的乡亲们抬着棺木，扬着纸钱，吹着响器，请求纵队首长按他们的风俗给牺牲的战士们安葬。
杜义德、肖永银来到第52团1连。全连战士默默地守在王克勤的遗体旁。
陈群抽泣着，向杜政委报告：“排长一醒过来就问：”定陶打下来了吗？‘我说：“排长，上担架吧，定陶一定能打下来！’刚把排长放上担架，他又醒过来，让我转告大家，他住院了，叫我们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好好干革命。……排长第三次醒来后，嘴唇全咬破了，但没有血流出来。他断断续续地说，他还有个包袱，让我把里面的东西分给大家，说战斗下来同志们会缺东西的。排长他说完这些，就再没睁开眼……”
全连一片呜咽。
杜义德掏出手绢，俯下身一点一点地仔细擦着王克勤的脸。
营教导员武效贤看着王克勤安祥的面孔，心绞一般的痛。
武效贤第一次听到王克勤这个名字是在平汉战役刚结束、大批解放战士涌进部队时。一天，营里召开各连干部会。一位指导员说：“有个王克勤，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多年的大头兵，满脑子乱七八糟，情绪低落，背后净跟新解放的战士瞎叨叨。最难改造的是这种人。”
“他都讲些啥？”武效贤问。
“说国民党有美国人帮助，地盘大，有飞机、大炮，解放军就几条破步枪，别想打败他们。”指导员想了想，又说：“不过，这个人成份倒不错，讨过饭，受过苦。他机枪打得好，别人都叫他‘机枪圣手’。”
又一天，武效贤到1连，走进1排住的院里，看见战士们围着一个大个子兵，聚精会神地像在看什么把戏，于是悄悄凑过去。大个子兵眼上蒙着白毛巾，两手摆弄着一挺新缴获的机枪。他一件件拆下来，放在布上，擦净上油，又一件件装上去，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净利索。
他就是王克勤。武效贤后来知道，“机枪圣手”枪打得准能达到凭耳朵射击的程度，闭着眼睛打出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打一个准。
就这么一个刚解放过来的闭着眼睛可以打枪，可以熟练拆卸武器，睁开眼却看不清前途，分不清敌人和亲人的战士，三个月后立大功九次，创造了“三大互相”运动，成为名冠全军的功臣；半年后创造了“满缸”（即每到或离开一地挑水把老百姓的水缸灌满）运动，被授予“爱民模范”称号，成为全军学习的对象；一年后，又为人民的解放流尽了热血，成为永垂不朽的英雄！
武效贤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
当日，定陶人民和第18旅全体指战员在定陶北门举行了王克勤烈士追悼大会。
肖永银旅长宣读了刘伯承司令员的唁电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决定——命名英雄生前所在的1连1排为“王克勤排”，l班为“王克勤班”。
定陶人民代表宣读了边区政府的唁电，中共定陶县委决定把定陶北门改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烈士。
第4章 锦囊庙算
鲁西南 1947年7月13日
拿下了郓城、定陶，据守在曹县的国民党军队闻讯弃城而逃，王敬久的钳形攻势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东路军向北蠕动。
至此，刘伯承“造势”成功。
陕北毛泽东来电：
要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则山东粉碎敌人重点进
攻，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
于是，制造错觉、击敌弱点的第二部曲开始了。
7月11日，刘邓大军各纵队接到总部关于“我全力歼灭东集团，将敌分割包围”的命令。各路大军星夜兼程，奔赴指定位置。
具体部署是：第1纵队于13日由郓城地区进至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第32师，尔后攻第70师；第6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第32师与第66师的联系，主力于14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1纵队歼灭第32师；第2纵队由曹县向东，歼灭谢家集第66师一部；第3纵队从江上集插至羊山集以东，割歼羊山集第66师；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2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原来被钳制合围的刘邓大军一下子反过头，像一把迎面剪刀向一字长蛇阵剪去。
卓越的统帅对战争的指挥就是创造，就是选择，就是预见。
夜暗星明，鲁西南宽阔平展的大道上，疾驰着人马车炮。有的向南，有的向东，一条路上常常行走着几路部队。后面的紧盯着前面的背影，这样才不至于掉队和错队。刚刚下了大雨，路上泥泞不堪，足陷泥中，拔出来时鞋子掉了，顾不上找，光足走，又在稀泥中触到了别人掉的鞋子，蹬上，继续走。前面一旦受堵，就一个人挨一个人，靠得很紧，一步一挪。好不容易距离拉开了，忽然又是一溜急跑要追前面队伍的人。两支队伍交叉行走时，好像扭秧歌穿花一样，一个插一个，就是这样，仍然没有一个掉队的。一夜到了宿营地，算算竟走了140里。烫过脚，还不肯休息。卫生员给新战士挑脚板上的泡，不识字的还缠着有文化的念《战友报》。
这八开四版的《战友报》通过军邮直到连队，上送稿件直达报社。“千里战场一日还”。部队作战的胜利消息和英雄事迹，首长的嘉奖和指示，发生在战士身边的故事、小插曲，还有外国的战争小说连载、选载，都成了指战员最亲密的“战友”。
第1纵队的一个解放战士看了报上的人物通讯《多余的担心》，心情不平静，找到排长说：“我就像这个人物，对周围的同志存有戒心。排长给我送病号饭，找我谈心，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套，收买人心……”
排长也检讨说：“我做的也不好。打郓城冲进城的时候，我找不到你，心里就想：完了，这家伙跑了。没过一会儿，你押着几个俘虏来了……”
第6纵队的新战士胡正国不识宇，听别人念《铡刀上的血》，兴奋地一拍腿：“咦？这不是写的俺嘛！俺跟那个赵小法一样，从小胆子小，别说杀鸡，就是蚂蚁我都不敢踩。俺娘说我是猴子托生的，不敢见血。去年翻了身，俺娘说，咱分了几亩地，人家都参军保卫果实，你也去吧，我这才参了军。没想到一接过枪腿就哆嗦了。以后出的洋相，大家都知道……”
胡正国打住话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胡正国到班里头一天就门头睡觉，班长找他谈话、他也不起，一听让他练打靶就“唉哟唉哟”叫肚子疼。
躺了两天，把班长弄急了，问他：“你倒底有病没有？！”
“没有……”
“起来！给我写检查！”
直到天黑班长带着打靶的同志们回来，胡正国还躺着。
“起来！你写的检查呢？”
胡正国递过一个小本本。班长一看：第一页画了一头牛，第二页画了一个人，第三页画了一个烧饼。
“叫你写检讨，你咋画着玩？”班长火冒三丈。
“俺不会写字……这就是检讨。头一个是说俺老想着新分到家的黄犍子牛和几亩地；第二个画的是俺娘，做梦老想她；第三个是说俺有享受思想，光想过好日子。”
班长乐了：“嘿！胡正国，检讨还挺深刻！”
晚上开会，班长当众表扬胡正国。
他哭了，站起来说：“俺还有心最里边的话，藏着没说……俺装病是……是胆小，怕……怕打枪。”
后来胡正国随部队过了黄河，南岸敌人的暴行震动了他。就像《铡刀上的血》里那个后来转变了的赵小法，他胸口聚了一疙瘩气，从此啥也不怕了。打定陶，他打死六个敌兵，有两个是用刺刀捅死的，血溅了他一脸。
打完仗，班长问他怕不怕，他说：“定陶也有俺的娘，为她们报仇，啥也不怕！”
胡正国个子矮腿短，这次急行军他一溜小跑，惟恐掉队。他问班长：“俺要是也写写自己，中不中？”
“中！咋不中？”
有人笑了：“咋写？还画大烧饼？”
胡正国涨红脸，啥也没说。从这天起，他除了缠着有文化的人读《战友报》，还求着他们教识字。从“胡正国”三字认起，每天识五个字。他找了块树皮，把生字写在上面。行军的时候，他把树皮往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挂，一边识字一边行军。
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发现了，跳下马，问：“小鬼，你这是干什么？识字吗？”
胡正国又脸红，点点头，念了两个字。
张际春把胡正国的事迹登在了《战友报》上。
《战友报》是张际春亲自抓的野战小报。报社、印刷厂就设在四轮胶皮轱辘车上。撰稿人行军走路、骑马构思，到宿营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就成了“书写桌”。这“背包文学”、“马上创作”通过《战友报》迅速传到连队，又通过新华分社转播到延安、各解放区，甚至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除了办《战友报》，张际春还领导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八开四版的小型政治工作报纸《军政往来》。这个报纸由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主办。
张际春是这两个报纸社论、专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以透彻的思想和锐利的笔锋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刘邓重要的口头指示也往往由他写成稿子发表；甚至电报下发的刘邓指示，可以并需要传达到营连去的，也多半由他改写成报道文字刊载出来，“一竿子插到底”。他还指导宣传干部如何改写电报，如何掐头去尾，加字减字，既达到了宣传教育目的，又不致泄密。他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号人物——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他不认为做这些工作微不足道。他说：“报纸办好了，不知要节省多少干部的唇舌、时间和脚力。”
刘邓称张际春是“难得的宣传家、教育家”，部队则称张际春为“老妈妈”。
张际春随朱德、陈毅在湖南起义前是个教书匠。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又和学校打上了交道。这使他的气质比一般工农干部多了一层书卷气，加之他性情温和，极少动肝火，便更显得平易近人。
在张际春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说，他批评人最重的话就是：“你错了嘛，你不对嘛。”就这么一句，语调轻轻的，但被批评的人常常觉得受到了震撼，个中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折服他的为人体现了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张际春的平易近人源于他内在的品质。他默默地做着他认为应当做的事，尽心竭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却从不突出自己，从不显露他怎样尽了心、出了力。他尊重人，无微不致地尊重别人的自尊；他领导了你，指导了你，扶持了你，却让你不知道、不察觉，达到了行不言之教、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
40年后，笔者在采访中提及张际春，当年的老战士、老记者、老作家热泪潸然而下，第一句话几乎都说：“这样的好首长……我们想他呀！”
作家曾克在她回忆张际春的文章中写道：“我的记忆深处怀念着一个人，一位领导和长者。时间越长，怀念越深。”
文章的题目是《政委妈妈》
就是这位妈妈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从前线接回野战军政治部，说：“来了很多教授、学者，咱们要热情接待他们。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务。”
警卫员把曾克送到一个群众家。走进那个小四合院的西屋里，警卫员对客人说：“曾老先生，张副政委把你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这时，曾克才明白过来，认出了两个瘦弱、疲惫的老人是她离别八年的父母。他们是开封解放后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区来的，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许多著名教授、学者。
资深记者李普曾作为重庆《新华日报》特派员、延安《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在刘邓大军工作了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写了许多极有分量、震动了南京和蒋介石的文章。
李普回忆说：
“那些稿件之所以有些分量，不过是多少反映了刘邓的一些现实罢了。而这些，是应当归功于张际春同志的。是他巧妙地给我创造了经常接近刘邓的机会。他老人家是有意这样做的，可我当时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
“每天吃过晚饭，张副政委便对我说：”李普，我们到刘邓首长那里去。‘到了司令部，刘邓也刚刚吃罢晚饭，我们就一块随他们到村外去散步；有时候天不好，就在刘邓住处谈天。天天听这三位大首长、老前辈谈天，实在是我的幸运。作为一个后生小子，固然获益匪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所得就更有用了。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们并不因为有我这样的小青年在场而有多少忌讳。“
“我长期在蒋管区当记者，初到解放区，不知天高地厚，又加上年轻，才20多岁，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仅随便插嘴提问，还时常冒冒失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刘帅50多岁，邓政委、张副政委40多岁，竟把我这小后生看作一起谈天的人，平等对待。他们谈天的话题，当前形势总是主要内容。他们的观点，凡是我能领会和消化的，便成了我采写那些稿件的根本。我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军事记者，主要秘密就在这里。”
“回想起来，张副政委带我去散步，正是有意要我做这件事。当时，他的这种意图完全没有表露出来过，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当他叫我‘到刘邓那里去’的时候，没有任何潜台词，至多不过是表示‘去看望刘邓’罢了……”
直接在张际春领导下工作的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总忘不了张际春的一句话：“我们只会创造历史，不会记载历史，而人们是从记载的历史中了解历史的。”
这句话被陈斐琴奉为格言而伴随后半生。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