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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刘伯承如果那么做，就不是刘伯承了。”
会议结束。蒋介石留了陈颐鼎一步，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不敢走那一步。那是一步死棋，而刘伯承一贯是棋看三步的人，不会往死路上走的。”
时隔几个月，不可琢磨的刘伯承偏偏“往死路上走”，“从那里捅过来”。陈颐鼎身为败将不禁悲从中来。
来到一个四合院，杨松青示意进北屋。陈颐鼎走进去，看到屋子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个粗磁碟子盛着丰盛的菜肴，旁边还有一尊酒壶。
陈颐鼎又是一惊，这怕是一场“断头”酒宴了。
背后突然浓浓的川话：“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一个急转身——一个身材略高，微胖，有着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神情温雅，戴着一副虎黄边眼镜的人走进屋来。他看到了那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和掩映在安静温雅中的轩昂器宇。直觉告诉他这是刘伯承。
刘伯承满面笑容握住陈颐鼎的手，又是一声：“陈将军……”
陈颐鼎诚惶诚恐：“不敢当，不敢当！”
刘伯承说：“请陈将军喝杯薄酒，压压惊。战场上是对手，战场下来就是朋友嘛。快请坐。”
刘伯承那淳厚的微笑、诚挚的目光给人以如对宾朋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陈颐鼎近于绝望的心绪平息下来。
待陈颐鼎落座，刘伯承说：“陈将军，我们跟蒋先生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之争。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很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合作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安定，盼望和平，这也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你知道，我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根本的对立，只要能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共同合作，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颐鼎连声应诺。
“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善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自由和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蒙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这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颐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
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心，甘心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45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一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狐，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摇竹扇还汗流浃背；他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讲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发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陈老先生已经86岁。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和笔者交谈时，那深沉的情感时常溢于言表。他不抽烟，只喝浓茶。
“可以感觉到、刘伯承、邓小平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写好电文，每每把眼镜一摘，对工作人员说：”送政委定稿。‘邓小平个子不高，散步或出门迎接什么人，刘伯承总是走在邓小平后面或侧面稍后。这种细微之举令我感动不已。邓小平称刘伯承’刘师长‘。看我有些不解，就对我说：“这一嘛，伯承是129师老师长；二个嘛，伯承是我的老师，我敬重的长者。’有一天，他拿了一副字给我看。我问他喜欢什么体，他很认真地说：”刘体，集柳、颜为一体的刘伯承体。我临的就是他的帖。‘
“住了四天，刘伯承看我老是闷着，问我：”想不想到我们后方看看？蒋先生说我们是土匪，共产共妻，你看是不是那样。‘我笑着说：“好，我去看看！’走的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为我饯行。在座的还有罗哲东、郓城被俘的55师副师长理明亚。
“席间谈到蒋介石主办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训练班。理明亚6月底刚受训回来，7月初就被俘了。他说：”蒋委员长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讨战术，一是解决士气。有什么办法呢？统帅部绝对不承认战略有错误，反而责备将领们不注意战术，不关心自己的存亡荣辱。蒋说：我个人已经老了，没有关系，你们不好好干，最后失败了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理明亚接着说：“这回我受训一趟，花了40多天，其实无论如何一个月足够了，可是大多数人躲来躲去，根本无心归队。所以我们营师长福霖说我：明亚，你还算老实。’
“我的副师长罗哲东有头脑；他是湖南人，带点辣椒性格。他说：”我们那边的问题是没有政治资本。北伐的时候，我们有明天的远景，今天打军阀，明天革命成功，中间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黎明。人人为肩上的重任自豪。那时黄埔同学见面，就问哪个做了烈士。没有怕死的，都以死为荣。现在呢？今天为了什么？明天是个什么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哪里有勇气流血牺牲？怎么能不打败仗？‘
“理明亚苦笑道：”我们现在成了那时的北洋军阀。行军找不到向导，打仗找不到担架队；天一黑赶紧宿营，几个部队挤在一起，即怕被解放军包围，又怕地方民兵骚扰。放出去的侦察不但弄不到真实情报，反而常常遭伏击。简直就像聋子、瞎子。而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却摸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师长个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长都知道。‘
“邓小平笑了，说：”不光知道师长的，你的我们也知道。‘大家正笑着，就听旁边的收音机播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条’新闻‘：“鲁西消息，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连日来获得空前大捷……’当时我很难堪，便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刘伯承笑笑说：“从反面听嘛！鲁迅先生的推背图，对蒋介石很适用。’
“饭后，送我们的车子来了。过黄河走寿张，经过邯郸，再去太行山。张际春副政委也来送行，并派了保卫科张科长专程护送，保证我们的安全。临别，刘伯承把他写的《指挥纲要》一书送给了我……
“在那个四合院住过的四天，对我的后半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不曾意识，其实我和刘邓一接触，我原有的信仰就开始崩溃了，新的思想亦已孕育。在解放区参观结束的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回南京，可以回家乡，可以留下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刘伯承；如果有，我想我会改变称呼，称他‘刘师长’的。”
陈颐鼎老先生谈了许多许多。临别，他送我们出门，指着门口的“黄埔同学会”牌子又道：“民族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我在努力做，也算不辜负刘伯承师长的教诲。”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老人。他一米八的个头，虽年逾七旬，又大病初愈，但腰板笔直，像个小伙子。
我们听到不少关于这位保卫科长的精彩故事，也看过他的《南征年历》。他机敏勇敢，又严谨心细，刘邓大军的许多重大事情都能从他的《南征年历》中找到记载。
他讲了护送陈颐鼎等人过黄河到后方去的片断——
那天晴空万里，静风，河面上仍是巨浪叠起。船行至河心，面对几里宽的黄水浊浪，罗哲东惊诧道：“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涛，对面又有重兵把守，刘邓大军究竟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张之轩暗示他问理明亚。
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55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乎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保存实力，全师收缩，进了郓城。”
陈颐鼎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面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罗哲东接道：“像我们这样一年里这么多将领一个个被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
理明亚摇摇头，叹道：“不奇怪哟。在南京受训的时候，我跟老头子（蒋介石）对面坐，他一张嘴，露出红的牙床，满口牙掉得精光。我算了算，他正好60岁，心里就叫了声：不好！”
“为什么？”罗哲东挺奇怪。
“这你老兄还不知道？60岁是‘牙运年’。没有牙，就是‘倒运年’。他倒运，你我之辈焉能不遭厄运之灾？”
罗哲东笑了：“原来理师座还懂相术。既有此术，怎么没给自己相相面？”
“这倒叫你说着了。今年3月我给自己相过面。那一天又正巧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突然死了。我就知道大运不佳。”
张之轩在一旁听着，暗暗好笑。过河后他一直随第1纵队行动，打郓城，打六营集，他都参加了。可以说，这三位黄埔生、国民党的中将都是他的俘虏。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陈颐鼎、罗哲东从南京受训回来后根据蒋介石叮咛亲手制定的，很有意思。
文件规定，为避免被俘要采取特殊措施：
（一）长官对部下称名号，部下对长官称“先生”，
平级则称号或老张老李。
（二）长官一律穿士兵服装，不戴领章、臂章、肩
章，统一钉于衣袋内。各级长官所带卫兵、传令兵应避
免一切恭敬动作，携带手枪时，藏于衣袋内。
（三）司令部万不可选择好房屋，其间若有居民应
使其离开，另集一室，并多设伪装司令部，门卫一律单
哨，使用步枪。
（四）行军时如遇老百姓询问，以“八路”答之，友
军询问，以“打八路”答之，万不可暴露番号。
（五）进入公共场所，如在酒楼、澡塘、商店等，
均不可谈论军事，严禁与老百姓闲谈。
缴获的文件中还有一本第70师第40旅第279团2营6连长的日记，从中可见国民党军下级官兵的心境和士气——
5月1日：由克州出发，逃了两个兵，今天又逃
了两个。本连阵地，又向后延伸了，我实在时时准备
着，有事时一个死。
5月13日：今天又跑了两个。连部号兵洪明德开
了小差。8班那个背机枪的兵，拐一支步枪跑了。天
啊，叫我如何干下去！根本就补不胜补，你今天补一
个，他明天要跑两个。
6月17日：我们在昌邑集停了很久，连一个老百
姓也没看到，简直八路军是想向我们封锁，弟兄们两餐
没吃一点油了。
6月19日：自昨早上起，全旅人都没有饭吃，真
要命！什么都没有，只有挨饿。
7月8日：今晨55师师部逃下来三个长官，都狼
狈如丧家之犬。我问他们郓城情形，他们不胜悲忿地
说：“郓城完了！”他们自昨晨由郓城逃出后，一直没有吃
过饭，白天藏在高粱地里，夜晚走路，肚子饿了，就啃
高粱杆。
7月10日：今天在途中碰到55师师长，穿着便
衣，满身泥巴，狼狈地坐在一辆牛车上，垂头丧气。迫
击炮连陈连长斥责他为什么把牛车拦着路，他的卫士
说：他是55师师长。我们都把舌头一伸。唉，多堂哉
皇哉的师长啊！而今坐着牛车，落荒而逃。这是他做梦
也没有想到的吧？老天爷保佑，不知我们的下场会是个
什么样呢？！
在这个连长7月10日发出如此感叹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师长都成了俘虏。
自上船，陈颐鼎很少说话。眼睛一直看着河面上来来往往运送后勤物资、伤员、医院、马匹、车辆的船只。那些船工赤身裸体，喊着号子，阳光把身上的汗水映得像闪光缎一样。浪大船不稳，一件医院的什么器械落人河中。那水有10多米深。只见一位船工“咚”地扎入水中，稍许，举着那东西露出头来，哈哈地笑着。
陈颐鼎喃喃的：“即便攻下解放军的一城一池，也占不住。民心所向，大势已去矣！”
第5章 鏖兵羊山
鲁西南 羊山集 1947年7月13日——19日
羊山集是个有居民千余户的大镇。这个古老的镇子依山而据，此山名曰羊山。
不知是哪位有灵性的人给它起的名字，一个“羊”字把这座不大的山点化活了。它东西走向，五里长，东头有一个圆圆的山包，似仰着的头；中间一段曲而长，似躬着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