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冒孝鲁为人狂傲，逾于老父，每读父诗文，必指摘之，连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默认而已。盖其国学造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诗文就正时，至多读三行，即言：好好。便掷还了。有一年，冒求太极名家乐幻智为之医病，乐以气功治愈后，两人畅谈虚字语助词。乐云：读通《论语》，虚字也通了。冒孝鲁自此称乐老师不已矣，并对人曰：斯人非徒以拳术鸣也。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王实味到延安后，做了特别研究员。时延安物资匮乏，特别研究员的待遇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元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元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王瘦削，没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跟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才平息风波。王只要了帽子，因为范个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为延安四怪之一。毛泽东曾派李卓然上门邀请塞克到毛住处晤谈，被塞克拒绝，原因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他不去。这事很快传来，后来邓发劝他说：“去吧，不去不好的。”邓发还主动愿意陪塞克一起去，这样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问：“塞克同志你去杨家岭吗？”塞克听了很不好意思。
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冼星海拙于言辞，表面看近于木讷，内心热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围环境时时发生冲突。有时，他无处发泄，就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也写不出。”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是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去，毛泽东专门找一些著名人士谈话，高长虹也被邀请。哪知一开始谈话，就不和谐。毛泽东问：“高长虹先生，抗战胜利了，你有什么想法，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哪个解放区去？”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毛听了高的话，当时就生气了，请他立即出去。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李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自信，他的名言之一便是：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很多读者看了一本李敖的书，便忍不住到处搜寻李敖的书来看，因为李敖的文字极为真性情，敢说敢做而且幽默迭出。他自称：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仁不让。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而他被蒋介石训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像不像苏格拉底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文革”后，萧军复出。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有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聂绀弩在文怀沙家看见钱钟书送文的诗，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送来了题赠钱钟书诗一首：“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1980年，林同济访美前受到胡耀邦的见面邀请，林对见面似乎很满意，他对胡耀邦的印象是“天马行空”，“不拘泥陈腐”。辞别时，林说：“我是个老学者。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懂多少，但我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识见第十三
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1）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访荣禄，两人对“立宪”、“练兵”做过一番深谈。袁氏归后，对心腹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荣禄则对同僚说：“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荫、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为人朴实，翁则客气，潘真率，翁则一味蔼然，虽其门下士子亦无不答拜，且多下轿深谈者。潘对王伯恭说：“翁叔平虽然做了皇上的老师，其为人专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来又说：“翁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意见合起来，就是由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近代中国，奇女子无数。有吴孟班者，人称“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她曾经“有身，自坠之”，其丈夫为之惊骇，吴说：“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发明厚黑学，从中外古今的历史来考查，发现从古及近的大人先生们没有一个人脱出厚黑范畴之外。最初的灵感来自三国英雄。他说，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什么都不畏惧，真是心黑到了极点。刘备的成功全靠脸皮厚，依附这个依附那个，而且生平善哭。他们一个心肝最黑，一个脸皮最厚，并为双绝，谁也奈何不了谁。而孙权呢，心黑比曹操差一点，脸皮比刘备薄一点（比常人还是厚多了），于是三人谁也降服不了谁，只能将天下一分为三。他由此为起点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封厚黑教主。别人问他为什么骂人，他就说：“我那里敢骂人，我是在骂自己。”
张伯苓比较了美国与德国一战时的交战情况：“比起来德国是整齐，美国是散漫，然而美国能胜德国，其中不无原因。德人为机械的，其脑筋为兵官，其灵魂为国，为大皇帝，为国魂；美国人则一人算一个，如不打即不打，打则手脚打，脑筋亦打，灵魂亦打。这个分别，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主体的，德国人是有头有户，美国人则纯然是民主精神，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则整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2）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