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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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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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过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维新变法失败,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得到慈禧赏识,升官发财。当时社会上曾有民谚,语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清末,京城流传顺口溜说: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讥讽它们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来,中国人被骗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无数,这些人被称为“猪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样。当时闽粤人的孩子,到了16岁,为父兄的便特别戒严地吩咐说:“行路时须警惕着,提防别人拐你去卖猪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时失踪,第一个判断必定是说:“哼!又被人拐去卖猪仔了!”
  晚清时候,袁世凯、张之洞、岑春暄为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陈夔龙说:“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清末宣统初年的时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谣云:“清受天命,十传而亡。”查清廷由顺治而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以迄宣统,确为十传。又有宣统拆字谣:“日宣三德,历算三统。”解云:“宣统二字,皆暗合三数,而统字又类绝字,清祚其至宣统而绝乎?”果真宣统三年而绝。
  民国代替了王朝,似乎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不见减少,且更形严重。其间尤以袁世凯篡权窃国“八十三天皇帝梦”最为丑恶,其时有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辛亥革命后,汉人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张勋顽固,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有假辫子风行北京城。谁知,真假辫子风行仅12天,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抗战结束,劫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劫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1946年,台湾省所征税款提高了58倍,据说有一位老人向税务官质问:“你们把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的税金都一起向我们要吗?”当时人形容为“狗去肥猪来”,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贪官则是肥猪,又说:“前门刚赶走了狼,后门又蹿进了猪。”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间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组织妓女学习劳动技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妓女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柳亚子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建国后政府征粮触动其财产。其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致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一文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户,以滥竽充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大米若干,犹不虞冻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极左路线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纪90年代初,高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流行起来,市井谣传:经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国藩》。
  敬畏第十八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对满人暴戾,对汉人谦恭,他曾对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中有才学者,必罗致之,曾国藩、胡林翼之握兵柄,亦皆肃顺主之。辛酉政变,肃顺被捕,亦与其得罪满人戚贵有关。
  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立刻命令曾国藩火速查办,曾知道洋人难缠,临行前给儿子写好遗书,准备以死赴任。曾到任后屈从洋人意思,先后逮捕80多人,一时舆论大哗,不少人指责他“畏葸辱国”,还有人说他媚洋害民。曾自己也感叹:“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袿,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云云。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冯玉祥逼宫后,接管清室宝物。张作霖闻讯大怒,急想染指故宫宝物。1928年5月,北伐军兵临城下,张调动数百辆军车,准备把故宫博物院的宝物择其贵重者全部运往沈阳。交通银行经理叶恭绰往见张说:“大帅差矣!人家一向造冯玉祥的谣,说他逼宫盗宝,但无确实证据,说说而已。如今大帅调用数百辆大车公然入故宫搬取宝物,则将来人们就会说盗宝的是张大帅而非冯玉祥了。”张闻言恍然大悟,连声说:“我几乎上了大当,快把车子撤去。”
  韩复榘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各厅处预算审查委员会。为使收支相符,有人提议削减教育经费,全体赞成,教育厅长何思源坚决反对,两下争执甚为激烈。话到激昂处,何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这一下使韩无法躲闪,结果他表示决不减少教育费,以后每年还得增加,最后他站起来说,“决不欠你的教育费,你放心吧!”
  1941年,张大千跋涉8000里,到达敦煌。到达千佛洞那天,天还没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灯入洞探视。原订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地看了一些洞,他对太太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张大千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他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殷海光面对当时的思想争论,曾问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沉思地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段锡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蓝云白,段锡朋却让女儿看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们穿什么,住什么,”段说,“大多数人就这么活着的。这是我们这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1995年,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他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说:“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
  信念第十九
  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章太炎说: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曾国藩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不仅是他的敌人,也是全民族的敌人。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杀,遗书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现了其“必将死义以救末俗”的志愿。梁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陈其美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为人题词书赠还爱写以下一类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年仅30岁,年轻的教授说:“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冯玉祥在任“陆军检阅使”时,原配夫人刘德淑病逝,有些原来抱独身主义的北京姑娘,放弃了永不嫁人的主张,想成为陆军检阅使夫人。冯玉祥选择的方法很特殊。他采取当面考试的办法以定成否。他问对方:“你为什么和我结婚?”许多姑娘羞涩地回答说:“因为你的官儿大,和你结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说:“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这样的回答,冯玉祥将军都是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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