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从管仲到*无数先哲都讲过，而且也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可见*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适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说到底也不过就是*，禁止我们*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条分缕析，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邨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喜迁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只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2）
张爱玲这篇万把字小说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其龟缩蛰伏的时间与新中国严丝合缝。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新中国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国腿是直的，胸是挺的，头是昂的。她不但让欺我辱我的西方强盗欲近不敢，欲远又不舍，而且一举查抄、取缔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国以*失败而落幕，当大幕再启时，中华民族改变了发展路线，但没改变民族复兴的目标，没改变万马奔腾的气势。借鉴西方有益经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辨证过程，无血性、无志气、无眼光的三无一族也乘时而起，松膝而跪，向着正西张臂合抱，顶礼膜拜，使一度倒闭的近代跪抱业再度中兴。张的《*》在这节骨眼上问世具有象征意义：近代的跪抱业要继往开来，实现新老交接。
大陆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三十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像袁伟时教授虽已颇有了年纪，论跪龄却不比小*大多少。这些人干劲有余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脚，往往过犹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动机，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扬尘而去、重整裤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炉，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如夏志清，膝盖上的老茧足有半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厚，艺高而胆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将张爱玲吊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如今又论证唐诗不如英诗，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为芝加哥公牛队在中国物色球员。夏志清、余英时这些老先生说来也是饱学之士，怎奈知识为姿势所误，一叶之障，学问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风后的偏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余热，出任大陆跪抱帮的海外亲友团。海外亲友团的助力并不来自学养，而是来自美元跟人民币1：8甚至1：10的比例。这个亲友团里有位龙应台女士值得提及。龙女士嫁了德国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国女人，她明白大陆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随身带着U盘，随时准备让中国拷贝她老公的幸福国家。龙处在热力超常的年纪，四海之内只要事关跪抱，她就事事关心。前年袁伟时教授由于跪得太猛将《冰点》跪破，只见龙女一跃而至，杀声震天，就好像李铁牛劫法场。以龙的浅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来最适合婆媳相争或妯娌相扑，居然就做了大陆的现代文明教练员和*政治督查员。原因无他：台湾跪得早、龙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订为七十二式而干瞪眼。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共产*、环境恶化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往嘎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盼什么似地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发展繁荣。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两个工作坊还常常联手，推出亡国乱史的影视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国跪晚了的《*》；后来有替中华民族另认始祖的《神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李安这个我以前觉得或许比张艺谋、陈凯歌境界高些的华人导演，如此而已。
《*》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六十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狮闪闪金熊继续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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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
最近回顾1990年代以来的产权改革，张维迎先生的吐痰理论赫然在目。能落实到屎尿等排泄物分泌物的道理，我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道理；能沟通马桶和书本的学人，我也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学人。当众多学者在学术的焖烧锅里和公式字母炖得难解难分之际，亏得张维迎这路经济学家能把衣服脱得这么彻底，本相亮得这么明白，从国民认识的角度来说功不可没。我拟了几句戏文，按旧小说的套路“有诗赞曰”：
当年有个包子被我—— 吸痰
没人要了
后来有个妞子被我—— 吐痰
甩不掉了
如今有个厂子被我—— 再吸痰
进腰包了
就凭这几口绝活
要饭的孩子该辟谷了
从电视节目里得知，张先生当年去废都赶考，两三天的生活外加拼搏靠的竟只是两三个烧饼，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说吐痰理论就诞生在张先生当时经过的某个小饭馆附近，应该不算“大胆的设想”。饥肠辘辘的人琢磨一下别人的盘中餐怎样改制才能转轨到自己肚里，这不算过分，就是真动手也都可以理解。一口痰把抢粮食变成捡破烂，这种流氓无产者璀璨的辩证法背后，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相对合理性：他饿得荒。
接下来的社会剧变，像大轮盘一样没用两圈就把张维迎等苦孩子转出底层，转入上层。这一上一下悬隔之大，相当于从蛹到蛾子的距离。难得蛾子不忘本，腾空时连草根土坷垃一带的求生偏方也带上了；离地三丈后便将它献给漫天的蝗军，为它们下来扫荡底层、实行三光提供便利。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跟流氓无产者本来相去不远，张式痰法无师他们也能自通，不像黑沙掌铁裆功之类还要到少林寺武当山留学，跟科斯、弗里德曼一招一式读博。好在张维迎们锦囊中的招数——从*次优到经济学不用讲道德，从吐痰理论到效率等于拉大社会差距，从靓女先嫁到社会公不公平就看穷人认不认命，从私产神圣到大赦原罪既往不究一究资金就外流中国就落后——土的，洋的，土洋结合应有尽有。在它们的前拥后簇下，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已走过伸头探脑的初级阶段，走上昂首阔步的中级阶段。他们如今看上谁的东西，只消吩咐一群满脸横肉的家伙拿着公章去取就是了。官、商、匪虽然文字上仍写作三个，实际上每每混为一谈。该到手的大件都已经到手，剩下的零碎儿谅也不会流散。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赶紧办理财产公证，勒石铭碑，完成从强盗一世向强盗二世即贵族的转型。土匪的儿女锦衣玉食，吟风弄月，在社会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儿女们用“继承”来的财产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就更是弘扬传统美德了。与一般知识精英不同，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决不止吹拉弹唱，况且他们那些跟逻辑扭着、跟事实对着、常常急得连裤子都穿反的“学理”，用来做包装也不够专业。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不总在先，理论每每冲在头里。我有时纳闷，那些理论家，小时候也都是挺可爱的孩子，为什么如今怎么看怎么像撬锁的改锥、拦路的刮刀、碎人山墙的电锤呢？
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张维迎先生出于他的“食色风格”爱用男女来做比方，他这回就奉劝大家“不要以*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性关系。”已经有人指出张先生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全社会善待资本家，选址就有问题：有什么话呆在北京的教学第一线说不行么？我倒是觉得张维迎把自己定位在老板跟前相当正确，虽然还不够精确，如果搭乘美国导弹而不是中国民航，他更应该降落在老板腿上。但问题是，良家妇女也可能被老板的人格魅力感召到腿上——八几年的报告文学就开始夸企业家“就连打鼾都是第一流的”了。而且，*这个行业跟经济学一样，是个非常理性的去处，认钱不认人，就是卖油郎攒了一口袋钢蹦上门，花魁点够数也只好实施微笑服务。再有钱的嫖客在服务区外出事，窑姐都不该管，因为那不是她的业务范围。记得有本荷兰娼妓业的调查报告提到，个别*接客时哼哼了几声，便得到同行的负面评价——说她动哪门子情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跟资本家的关系看来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关于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据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中王小东秦晖*早就在说，*左大培韩德强也不断在说，说说而已，一点也没影响瓜分的进度和力度，*一样的书生，怎么可能真对老总们有多少不利呢？可看把主流经济学家急的，莺飞燕叫着从四面赶来鸣不平，又是“要善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士”，又是“民营资本家也不个个都坏”，又是“没有民营资本共产党政权哪儿有这么稳固”，如此激情赞助的场面实为中国娼妓史所无——群妓凑钱葬柳永那次除外。但说到底，他们的“情”是装了瞄准器镜的，俏是准星，钞是靶子，爱俏与爱钞在十环处完全重合。如果说十年前资本的神龛下还有些盲目信徒，今天则无利不烧香，他所以讴歌“看不见的手”，是因为那只手能送他本人看不够的钱。为流氓资产阶级驰怀纵欲“倾情服务”——我在马路上被人塞了一张洗浴行当名片，上面就是这样写的——以换取不菲的报酬，这是典型的买卖；折合到两性关系，就是卖淫。
社会变迁的大轮盘把一些流氓无产者转成流氓资产阶级的优秀服务生之后并没停下来，而是继续旋转。于是，其中最优秀的服务生沿着那条弧线又转成上市公司顾问、“独立董事”之类。这些老板阶级的新成员，成色或许还不足24K，可再用挣夜班费的*来形容就不大贴切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从姐儿进化成了駂儿，即从生产诸要素中的劳动力与时俱进成了资本？駂儿在活儿特别忙或是有贵客登门的情况下，也是会亲自出马、既当资本又当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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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吐痰理论，就是请书记厂长照乞丐吐脏别人饺子包子然后收拾残局的方式，先把国有企业搞亏损，再为国分忧，收为己有。这理论本是张氏在私人场合推出，后被崔之元先生发表了出来，时间大约在1999年末。其实，张维迎那年岁的人，还有一种类似的变宝为废的民间智慧。条件差点的男子在女友犹豫不决之际，瞅不冷让人家失身，从此只好死心塌地跟他过。像“办了”“搞定”“板上钉钉”之类，都是其中的关键词。如今社会进入野蛮女友阶段，处女贞操观念荡然无存，这办法大概也就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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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存则诗废人亡（1）
去年某日看电视，发现当年为朦胧诗做过宣言书的某位，如今在为百货写广告，豪情不减当年。我儿子对剧场外面的“戏剧性”一直不能理解，我便拉他在电视机前就坐，佐以革命党做了空空道人、大家闺秀操起皮肉生涯的例子。他居然懂了，在跑开之前设想他们班长下学期成了流氓头，门门功课倒数第一。
记不清这位前诗人围绕下海上岸都讲了些什么，总的意思是，如今这年头诗人实在没法当。‘诗人’果真洗手不干了，我觉得于人于诗，即便不是福音，起码也算喜讯。
一
‘诗’，我们知道，是表达感情的；而‘诗人’，我们也知道，是写诗的。问题是，感情谁都有；可‘诗人’只有个别人在当。最流行的解释是，只有个别人感情特别发达，而且格外会表达。这话不能说一点事实没反映，但它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没一寸土地没有主儿－－听说月亮也被什么人注册了－－的世界上，有办法的人，他们的藏章是无处不至的——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当然除外。从前原始社会人人都跳的舞、都哼的歌，有些后来高雅起来，成为贵族上等人的特供商品，像“京叭”“吉娃娃”一样，被戴钻戒的手指胡噜来胡噜去。前些年还向大众办办展览的画家，如今不都地下党似地跟有钱的富豪进行单线联系么？
那么如今的诗又归谁所有呢？归一伙所谓的‘诗人’。这话‘诗人’读了一定拍案称奇：如今的诗就像破产企业，我们留守在此无异殉道，将来肯定追认烈士，哪儿来什么‘所有’不‘所有’啊！诗的确是百业中最萧条的，可这并不妨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