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表妹，”琴亲切地、怜惜地唤了一声，便把膀子绕过淑贞的颈项轻轻地搭在淑贞的肩上。她又说：“我们现在先吃蒸蒸糕。你不要想昨晚上的事情。”
“我不想……我晓得想也没有用处，”淑贞无可奈何地小声说。她望了望琴，又说：“琴姐，你不晓得我的苦处。”
琴爱怜地轻以抚着淑贞的头发感动地说：“你也太软弱了。你要是能够象三表妹那样什么都不在乎也好。偏偏是你处在这样的境地。”
淑贞不作声。她埋下头去。她的眼光触到她的一双穿绣花缎鞋的小脚，她完全绝望了。她觉得心里很不好过，好象有许多根针刺着它，又好象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住地朝上涌。她咬着嘴唇极力忍耐，但是泪珠仍旧不怕地流下来。她摸出手帕掩着嘴唇，泪水渐渐地把手帕浸湿了。
“琴姐，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你不吃蒸蒸糕？”淑华知道是什么念头苦恼着淑贞，但是她不能够解决她的堂妹的问题，她甚至不能够给淑贞帮一点忙：除了几句安慰的话外，她什么也不够够带给淑贞。她因此常常感到苦恼。但是她从来不让苦恼蚕食她的心。她永远保持着她的乐观，她的愉快的心情，她的勇气，她的欢笑。她是一个粗心的人，然而她不会让一种感情使她变为糊涂。她不能忍受房里沉闷的空气，她想把忧愁驱散，所以对琴说了这样的话。她站在方桌前，又伸手到盛蒸蒸糕的盘子里取了一声糕，慢慢地放在嘴里吃着。
芸走到淑贞的身边。她递了一块糕给琴。然后柔声劝淑贞道：“四表妹，你不要难过。过去了事情还是不要多想。多想也只会苦你自己。你听见他们先前唱歌唱得多好听。我今天好好地陪你耍一天，琴姐也陪你。”
淑贞点了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她一只手拉着琴的衣襟。掩嘴唇的手帕已经拿开了。
“四表妹，芸表姐的话不错。事情过了就该忘记才是。你尽管放宽心。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会给你帮忙。你应该相信我的话，”琴吃完那块糕，也俯下头去劝淑贞道。
“我相信，”淑贞象受了委屈的小孩似的吐出这三个字。
“那么你答应我不要再想昨晚的事情，”琴看见淑贞听从她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淑贞又点点头。
淑华端了盘子过来，里面还剩得有三块糕。她对琴说：“琴姐，这是留给你们的。你不吃，我给你端来了。你吃两块，四妹一块，快点吃，就要冷了。”
“难为你亲自端来，不吃太对不起你了，”琴从淑华端着的盘子里拿起一块糕来，带笑地对淑华说。然后她又掉头向着淑贞：“四表妹，你也吃一块。”
淑贞默默地拿了一块糕。
“绮霞，你给我们倒几杯茶来，”淑华高兴地吩咐道，她好象在大雨以后见到了晴天。
淑华把空盘子放回到方桌上去，便坐在风琴前面，一个人弹起琴来。她弹了十多分钟，又停住，唤觉新道：“大哥，你不吹箫？”
觉新立在外面书房里写字台前，拿着一本刊物在翻看。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声。淑华诧异地掉头去看他。她看见觉新在看书，又看见琴、芸两人和淑贞都坐在床沿上讲话。只有绮霞在斟好茶以后，走过来站在她背后，看她弹琴。
淑华站起来，走到外面房间，大声说：“大哥，你现在看什么书？还是来弹琴唱歌罢。”
“你先弹，我就来，”觉新敷衍地说。
“什么书有这样好看？等一会儿看也不行？”淑华说着便走过去，看她的哥哥在读什么书。
觉新看到还是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杂志上。他带着心跳地读着。他读得快，但是也没有失去每一段的主要意思。它们使他兴奋，同时又使他担心，他还有一点害怕。这不是为着他自己，他关心他的三弟觉慧（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前途和安全。他以前对那件事就怀着一点疑惧，他疑心觉慧
参加了革命的工作，现在他读到这篇文章，他的疑虑被证实了。他在那些热烈激昂的文字中看到一个苦难的生活的开端。他愈读下去，愈觉得他的推测是确定的了。但是他还希望在后面发现另一种调子，另一种道路，所以他不愿意淑华来打岔他。他摇摇头坚持地说：“三妹，你去找琴姐她们，我看完就来。”
淑华站在觉新的身边，伸过头去看，自语似地说：“原来是三哥的文章。你们看过了，我也要拿去看。”
“你要看？”觉新好象听到什么可惊奇的话似的，他抬起头掉过脸来看了淑华一眼，惊讶地问道。
淑华高兴地答道：“你们都爱看，一定很有意思，况且是三哥写的文章。”
觉新看看淑华，鼓起勇气，低声说：“这种文章你还是不看的好。”
“为什么？你们都看过，我就看不得？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淑华惊愕地说，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反抗的调子。
“我担心三弟已经加入革命党了，”觉新不回答淑华的问话，却只顾说自己所想的。“我看他一定是个革命党。”
淑华在一年前听见“革命党”这个名词，还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是现在她却明白革命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不过在她的心目中革命党是奇怪的、缺少现实性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她不能相信一个她如此熟知的人会成为那种书本上的理想人物。因此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觉新道：“你说革命党？我看三哥一定不是！”
“你不懂，”觉新烦躁地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内房里的风琴声又响了。
淑华看见琴在弹琴，也不管觉新还要说什么话，便大声说：“我来吹笛子，”她跑进内房去了。但是芸已经把笛子横在嘴边了。淑华走到琴的身边，想起觉新的话，便拍着琴的肩头，带笑地说：“琴姐，你相信不相信，三哥是革命党？”
琴立刻停手，回过头疑惑地低声问道：“哪个说的？”
“大哥说的，”淑华觉得好笑地答道。
琴两眼望着键盘，低声嘱咐道：“三表妹，你不要对别人说。”
这句话倒使淑华发愣了。她好象碰了钉子似的。她想：琴姐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难道三哥真是革命党？
琴弹琴时还掉头去看淑华。她看见淑华木然地站着，象在思索什么事情。这态度，这表情，在淑华的身上是很少见的。她觉得奇怪，便问道：“三表妹，你不唱？”
“啊，我就唱，”淑华惊醒似地答道。她真象从梦中醒过来一般，把革命党的问题撇开不管了。她刚唱出三个字，觉得口干，便走去把方桌上一杯斟好未喝已经凉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两口。她忽然听见一阵吹哨声，声音自远而近，显然是那个人正沿着左厢房的石阶走来。她认识这个声音，便高兴地嚷道：
“二哥回来了。”
果然过了片刻觉民和着琴声、笛声吹着口哨走进了觉新的房间。
觉民看见觉新在看书（这时觉新已经坐下了），他也不去打岔觉新，就走进内房去。不用说他得到众人的欢迎。他站在琴的背后，带着兴趣地看琴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一面继续吹口哨。
琴忽然回过头望着他微微一笑，眼光里送出一种问询。他回答她一个微笑，同时点了点头。两人能够明白彼此的意思。觉民又在琴的耳边低声说：“今天下午要开会，我们一路去，在惠如家里。”
连淑贞也没有听见觉民说话，他的话被琴声掩盖了。然而琴是听见了的，她不但听见，而且她还点一下头作出答复。
下午琴跟着觉民到他的同学张惠如的家去。张家在一条宽巷子里面，走出巷子便是觉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条大街。
天气很好。琴打着一把阳伞遮住初夏的阳光。他们慢慢地走着，好象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几个月前他们有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时已经没有了。他们习惯了那种集会，而且有了一点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事情的神秘性便渐渐地减低。他们欢迎它们，而且也带着热情地喜爱它们，不过不再用夸张的眼光看它们了。他们到张惠如的家去开会，就象去参加亲友的宴会一样。
他们走到张家门口，坐在竹椅上的看门人站起来招呼他们。觉民照例地问他一声：“你们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吗？”
那个熟识的看门人照例恭敬地点一个头，答道：“在家。”他总是这样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们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他们走进二门，看见张惠如的弟弟张还如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张还如看见他们进来，便走到大厅上迎接他们。
琴和觉民跟着张还如走进客厅。那里面除了张惠如和黄存仁（他现在是外专的助教了），还有几个朋友：年纪较大的吴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这个绰号的陈迟，从法国回来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在法文学校读书的年轻的汪雍。他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晚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晚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哪种常在陈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洋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续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在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罢，”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罢，”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做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动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象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赶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授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