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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里有事情，不能来。她要我代表她，”觉民答道。
“鉴冰，你来写封皮罢。我去帮他们卷报，”黄存仁放下笔站起来招呼程鉴冰道。
“好，只要有工作给我做，我就满意，”程鉴冰点头答道，便向着黄存仁走去。黄存仁把地方让给她，她在那里坐下了。他却走到汪雍旁边，拿过折好的报纸来卷好，然后把右手的食指伸到浆糊碗里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张还如又在一边大声嚷起来。
“怎么又有好消息？”汪雍兴奋地问。
“你不要慌，听我说，”张还如得意地说。“是从合江来的信。一个读者兑了十五块钱来，捐做小册子的印费。”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觉民感到兴趣地插嘴问道。
“我还没有说完。是一个中学史地教员，三十七岁。他最近读到我们的报纸和两本小册子。他同情我们的工作。他的信上写得很明白，”张还如接着说。
“给我看这封信，”汪雍急切地说，就把手伸了出去。
“汪雍，先做事罢，等一会看信也来得及，”黄存仁在旁边拦阻道。“现在剩得不多了，还有那几卷大的，我们来捆。”
“存仁，这儿还有几封读者的信，你也来帮忙写两封回信，”张还如听见黄存仁的话，想起他手边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做，便抬起头唤着黄存仁说。
“好，我就来，”黄存仁毫不迟疑地答道。
汪雍不去拿信看了。黄存仁却过去，坐在张还如的对面，做回信的工作。觉民、陈迟、汪雍三个人埋着头努力封报。小的报纸卷已经封齐了。他们又包封五十份的大卷。等到这些大卷也封好了，觉民便拿了一支笔来，把大卷上的地址写好。然后他又帮忙写了些小卷上的地址。
陈迟和汪雍用湿毛巾揩去手指上的浆糊。他们看见觉民就在餐桌旁边写封皮，他们留下一小堆给他写，把其余未写过的捧着送到张惠如和程鉴冰那里去。
程鉴冰和张惠如的手边只剩了寥寥几个未写过地址的报纸卷，横放在条桌上面。封皮写好了的便堆在地板上。陈迟和汪雍又把新的报纸卷放下来，桌上立刻又隆起了一座小山。
“你们看，还有这样多，还不快点写？”汪雍故意开玩笑地催促道。
程鉴冰抬起眼睛看了看手边那堆报纸，便带笑地责备汪雍道：“你们两个倒不害羞。你偿不来帮忙，还好意思催我们。”
“你刚刚来。我们已经做了好久了。你现在多做点也不要紧，”汪雍得意地答道。他仿佛在跟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姊姊谈笑似的。他的话里带了一种亲切的调子。
“你不要跟我们说笑，耽误我们的工夫。你同陈迟都来帮忙写，好早点写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程鉴冰亲切地对汪雍笑了笑，鼓舞地说。
“好，我们大家都来写，”汪雍愉快地答道。他随便抱了一堆报纸卷，拿到餐桌上去，分了一半给陈迟。他们两人也不坐，就弯着身子写起来。
门前响起了皮鞋的声音。这个声音引起了觉民的注意，他一人自语道：“好像有人走来了。”
“怎么是穿皮鞋的？未必是学生？”汪雍惊疑地说，把眼光射到门外去看。
“大家小心一点，”张惠如严肃地警告众人。他仍然埋着头写字。
“我晓得，”黄存仁答道。他立刻把桌上的几封信揣在他的衣袋里。他又低声嘱咐觉民说：“觉民，你们好生看着。”
觉民答应一声，马上站起来，带着安闲的样子走出去。他走到廊上栏杆前面，装着俯下头去看楼下，他的眼光却偷偷地射到发出脚步声的地方。他看见两个穿白色制服的学生。他的紧张心情松弛了。他嘘了一口气，仍旧安闲地走回去。他走到餐桌前面，低声哼起一首歌来。
众人知道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也都放了心。但是他们还等着，于是两个学生进来了。
“对不住，”一个脸色红红的中学生客气地说，“我们来买报。”
汪雍站起来迎着他们，客气地问：“买哪一期？是不是今天刚出版的？”
“我们白天来过两次，你们都不在，”另一个脸色黄一点的中学生恳切地说。
“我们这一期也要买，我们还想补以前的。以前的还补得齐吗？我们只买到十五期，”那个红脸的学生接着说。
“以前的可以补。你们要补多少期？”汪雍兴奋地问道。
“我们要从头补起，”黄脸的学生急切地说。
“第一年的没有了。第二年的可以补齐，”汪雍答道。
两个学生的脸上都现出失望的神气。黄脸的学生还郑重地问一句：“还可以想法子吗？”
“我们愿意买齐，旧一点贵一点都不要紧。最好请你们给我们找个全份，”红脸学生害怕他的同伴的话不发生效力，他甚至着急地要求道。
第一年的有合订本，不过早卖完了。现在没有法子找到，”汪雍抱歉地答道。
“那么借也可以，无论如何，我们要从头到尾看全。你们自己总有。我们不会给你们弄脏的。我们先缴押金也可以，”红脸学生一面揩额上的汗珠，一面哀求地说话，他的明亮的眼睛望着汪雍的圆圆脸，好象在恳求：“你就答应罢。”
汪雍正在迟疑：他很难拒绝这两个热心的读者的要求。张惠如忽然放下笔，走到两个学生的面前，诚恳地说：“我有一部，可以借给你们。”汪雍看见张惠如过来，便走开去拿周报，让张惠如跟他们谈话。
两个学生的脸上同时现出喜色。红脸的学生马上感谢道：“那么多谢你，我们决不会弄脏的，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期限。我们什么时候来拿？要缴多少押金？”
张惠如感动地微微笑道：“我明晚上就带来。用不着缴押金，也不必定期限，你们看完，还来就是了。”
“我们一定看得很快，至多一个星期就会还来的，”红脸的学生兴奋地说。他又问张惠如：“请问先生贵姓？”
“我姓张，”张惠如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也问：“请问你们两位——”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汪雍就抱了一卷周报过来，打岔地对他们说：“第二年的都在这儿，你们看看要买哪几期？”他把报纸放在餐桌上。
两个学生都把身子俯在餐桌上翻看周报。他们拣出了他们需要的各期，把报纸叠在一起，向汪雍问明了价目。红脸学生便掏出钱来，一面对汪雍说：“我们还要订一份全年，”一面数好钱递给汪雍，又补了一句：“就从下期起。”
“那么请你们把名字、地址写下来，”张惠如在旁边插嘴说。他就到沉民那里去讨了纸笔，送到两个学生面前。
红脸学生拿起笔写着姓名和地址。黄脸学生带着笑容钦佩地对张惠如和汪雍说：“你们的报纸真好！……都是我们想说、自己却说不出来的话。……我们读了那些文章非常感动……”
红脸学生写好地址，把纸条交给汪雍。他还解释地说：“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时指着黄脸学生），随便写哪个名字都可以。”
汪雍客气地答应着，便拿着字条走到张还如那里去了。张惠如也侧头看了那张字条，知道了这两个学生的姓名，他想：他应该记住那些忠实的读者的姓名，有一天他们也许会加入这个团体来同他一起工作。
“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当看你们的报纸。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才是我们的先生。你们教给我们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做一个寄生虫，不做一个骗子……”红脸学生把黄脸学生先前中断了的话接下去说，他很激动，他的声音战抖起来，他说的全是藏在他心里的话。他害怕他说得不恰当，不能使他们明白他的诚心的赞美。他的脸色更红了。
这些过分的称赞却是从真诚的心里吐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把他的心放在他们的前面，这是一颗鲜红的心，跟他们的心不会是两样。他们了解这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也有过这样的感情，也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们是不是就应当受到这个中学生的尊敬和称赞呢？……他们确实感觉到这样的尊敬和称赞是过分的，只给他们带来惭愧。不过他们同时也感到了喜悦，这喜悦里含着感激，因为那个学生的话证明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这番话鼓舞了他们。他们的眼光全集中在说话人的脸上，张惠如兴奋地第一个开口回答：
“这是因为你自己有良心，因为你自己愿意做个有用的人。我们哪儿配做先生？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所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也就动手做了。”张惠如并不是在说虚伪的谦虚话，他剖露了他们这一群青年的心。他们聚在一起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获得什么的心思，他们是来给与，来贡献的。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他们不愿意把它们消耗在个人的享乐上。他们看见一个腐烂的制度使多数人受苦，他们不愿意在众人的悲哭中做着安静的梦。于是他们出来，找到这样的机会献出他们的活力。无条件，无报酬，他们只求一点良心的安慰，因为他们相信如今他们得到了正义的指示。甚至在利他的行为中他们也只看出赎罪的表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特权使别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他们自己的安乐便建筑在别人的悲苦上面。所以他们要来做违反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作，他们要来推翻他们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确是如此地谦逊的。
“你们太客气了。要不是你们指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辛辛苦苦地办报印书，要唤醒那些还在做梦的人。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们真正惭愧，”红脸学生感动地说。他接过了汪雍递给他的周报订单。
“我们不打搅你们了，我们现在走了。明天晚上我们来拿合订本，”黄脸学生带着道歉的微笑说。他接着又问一句：“张先生，明天方便吗？”
“方便的，明天你们这个时候来正好，”张惠如温和地答道。他的善意的眼光抚着这两个学生的脸。
两个学生也不再说话，他们恭恭敬敬地对张惠如和汪雍点一个头，然后又对里面的几个人点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于是走廊上又响起了皮鞋的声音。
“难得他们这样热心。那几句话说得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觉民放下笔感动地说。他已经写好了手边那些报纸卷的封皮。
“这是我们的胜利，新的读者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且都是这样热诚的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以后我们更要努力，”陈迟满意地说。
“我们开纪念会一定把这两个学生请来，”程鉴冰欣喜地说，然后她又望着张惠如问道：“惠如，你说对不对？”
张惠如含笑答道：“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还要请印周报的印刷工人。”
“对，对，”程鉴冰含笑点头说。她又掉头去问黄存仁：“存仁，你们的事情做完没有？”
“我立刻就做完了，再写一封信就好了，”黄存仁仍旧埋着头答道。
“我们赶紧来商量纪念会的事，现在时候不早了，”程鉴冰催促道。她站起来，走到餐桌前面，顺便拿起觉民写好的报纸卷看了看。
“我倒完了，”张还如把他手边那些簿据都放进了他那个大皮包，然后站起来说。他也走到餐桌前，就站在程鉴冰旁边。他的眼光忽然落到她那根梳得又光又松的大辫子上，便问道：“你这根辫子什么时候剪掉？现在剪发的女学生已
经不少了。”
“多也并不算多，至多也不过十来个。我早就想把辫子剪掉，”程鉴冰带笑答道，“不过我家里头讨厌得很。我很难对付他们。我还没有做什么奇特的事情，他们就叽哩咕噜不得了，说我交男朋友啦，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啦。如果我再把辫子剪掉，不晓得他们又会闹什么把戏。我图点清静，所以也不想现在就剪
头发。”
“我看你这是强辩，”陈迟在旁边插嘴说。
这句话并没有使程鉴冰生气，她反倒笑了。她坦白地说：“我晓得你是在激我。不过用话激我，也没有用。我又不要做什么‘英雄’——”
“那么你想做什么？”陈迟追问一句。
“我同蕴华一样，我们只想做点有益的事，”程鉴冰带着自信地说。
黄存仁也走过来，替程鉴冰解释道：“我觉得鉴冰、蕴华不剪头发，也有道理。我们的工作跟一般人的不同。我们最好不要在外表上引起人注意。比如从前有些革命党主张废姓，只用两个古怪的字做名字，不但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引起许多不方便。连别人寄给他们的信件，他们也收不到。”
“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省城里头晓得的人也不少。
我倒以为我们不必害怕。”陈迟不以为然地说。
“我并没有说害怕，不过做事情总要谨慎周密才好，”黄存仁诚恳地说，他的话是经过思索后吐出来的。“现在我们还不要紧。不过将来难保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发达，影响越来越大，省城里的旧势力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也不必管它，”陈迟仍旧乐观地说。
“我看将来我们的力量大了，人也多了，一定会有一场大的斗争。我倒希望那个时候早点来，”张惠如兴奋地插嘴道。
他们的眼光望着门外的空间，他似乎在看一个理想中的景象。
“早一点来也好，可以热闹一点，我喜欢热闹，”程鉴冰微微笑道。
“我不象你们那样。我倒希望它慢一点来。目前我们力量小，还不会有大的压迫。不过我不相信我们会失败。新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了，”觉民站起来满怀信心地说。
陈迟马上接下去说：“在上海、北京、南京，大学已经开放女禁了，女子剪发也成为并不希奇的事情了。旧势力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怎么不看见它出来斗争？”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在我们这儿情形更不同：我们在军阀的势力下面过日子。一个独夫可以用蛮横的力量摧毁一切，只要他高兴这样做，”黄存仁沉着地说。他看见众人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便露出笑容，解释道：“自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害怕。就是冒着更大的危险，我们也要做事情。不过谨慎周密也是成功的一个条件。”
“你这个意思我赞成，我很了解你的话，”觉民点头说。
程鉴冰又想起纪念会的事便着急地说：“我们还是来谈纪念会的事情罢。太晚了，我回家不方便。”
“不要紧，我可以送你回去，”黄存仁安慰地说。
程鉴冰对着他笑了笑。她又问：“演戏的地点，法文学校，交涉过没有？”
“我已经见过邓孟德，他答应了。演戏是没有问题的，同学们对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汪雍答道。邓孟德是法文学校的校长。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天主教的神甫，却取了中文名字，他永远穿着黑色长袍，留着一部灰色长须。他创办了教授法文的专门学校，汪雍便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邓孟德还在外国语专门学校
教法文，黄存仁、张惠如他们都认识他。
“继舜编好纪念刊没有？什么时候付印？我想他一定不会耽误事情，”程鉴冰又说。
“他已经交了一大半稿子来，还如都发给印刷所了，”张惠如答道，“还有一小部分，他明天送给我。”他忽然问觉民：“觉民，你的小册子呢？”
觉民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张惠如：“在这儿，都是从杂志上选来的，可以印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