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报纸或电视、听到广播，以为是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殊不知我们看到的只是新闻记者手中的笔及笔下的文字、话筒、摄影机的取景框，至于真实与现场，就不知道还能有几分了。
托马斯？杰斐逊在保障新闻自由的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他当上总统，成为报纸攻击对象的时候，他对报纸则抱了另外一种态度。他曾经宣称报纸应由四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真话”、“可能”、“大概”和“谎言”。至于后两部分，杰斐逊说：“它们显然是为那些宁愿花钱看谎言的读者预备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利用新闻，什么样的谎言都可以制造出来。可怕的是，即使没有撒谎的意愿，有时也可能导出谎言。
但是，我们怎么也无法不要新闻，即使新闻有时有一副谎言的面孔，我们依然还得亲近它，关心它。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实在太离不开新闻了。
五、谎言的道德身影
谎言常常会戴上一副道德的面孔与我们对话。因为它有了这张道德的面孔，往往更能使人上当。
王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篡政夺权的外戚。千百年来，史家同声责骂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最大叛逆，是乱臣贼子的典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却被人视为集忠、孝、节、义、慈、友、信、廉等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圣贤君子。这自然是和王莽非同寻常的虚伪奸诈、娴熟高超的两面派手腕和他几十年如一日克己伪饰、猎取令誉分不开的。这里只须摘取他在“孝”与“忠”两个方面的部分言行，就得以看出他道德方面的虚伪奸诈。
汉代统治者自称“以孝治天下”，王莽伪饰邀名，首先在“孝”字上下功夫。他13岁时，伯父王凤官至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家族开始垄断朝政。但王莽最初因父亲王曼的早死而颇受冷遇，年过20仍然无官无爵。王莽不甘寂寞，便卑身事上，对官高位重的伯父、叔父们刻意逢迎。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时，王凤生病，王莽亲自守候在病榻前，煎药尝汤，殷勤备至，“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简直比王凤的亲生儿女还要孝顺。
由此，他不仅在社会上孝名鹊起，而且也深深感动了伯父。王凤临死之前，特地嘱咐要给王莽以官职。果然，在王凤死后不久，王莽便做了黄门郎，很快又升为射声校尉。
其实，王莽“曲有礼意”去侍奉“诸父”，完全出于功利的目的，并无多少亲情。他在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重掌大权后，因担心叔父王立、王仁对他构成威胁，便捏造罪名，逼迫他们离开京师，回到各自的封地，丝毫不以他们的年迈体衰和苦苦哀求为念。
王莽在他母亲身上，也捞了不少孝名。他恭谨事母，并经常借此大肆宣扬自己的孝行，唯恐别人不知。其中自然不能说毫无真心，但更多的是虚情假意。一次，他在家中大宴群朋，觥筹交错之间，不断有侍者来告诉王莽，他的母亲哪儿感到不舒服，需要服什么药。于是，身为主人的王莽就一次又一次地向宾客郑重道歉，离席到后堂探视，服侍母亲用药，其刻意表演的痕迹一眼可见。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的母亲病故，有大孝美名的王莽此时竟然“意不在哀”，因为他此时已经是大汉王朝的“摄皇帝”了，而他母亲却只有一个“功显君”的封号。王莽唯恐自己一日无权，事有意外，便不肯按照传统的葬俗为其母服丧三年。他指使手下人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新的葬仪：王莽因为是“奉汉大宗”，所以不能再“顾其私亲”，只能以“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的礼节为其母服丧。这在当时实际上等于要求王莽不认亲娘，与生母断绝母子关系，但王莽却欣然接受，“凡一吊再会”，在母亲的灵柩前露了一下脸，就算完事。他的孙子王宗成为正式的丧主，为其曾祖母服丧三年，代替王莽行孝。
这说明，在权力、地位、名誉与孝行的关系上，王莽是要权不要孝的。孝对他来说，只能是谋权得势的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障碍。
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是“臣事君以忠”，王莽虽然早有篡汉的野心，但为了确保代汉的成功，更为了自己能以“受天明命”的圣人形象载入史册，他采用滴水穿石的渗透方式，从长实施计划，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撕下忠于汉室的伪装。
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病死，王莽为了独揽朝权，舍长立少，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为帝，是为汉平帝。
王莽此举的本意在“危汉”，但他为了掩饰自己，暗示手下纷起上书，给自己封了个“安汉公”的名号，宣扬自己的所谓“安汉”之功和忠于汉室之诚。
当时，王莽的姑姑（元后）作为汉室的代表与化身临朝称制。在表面上王莽仍然维护元后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力，每有重大决策，一律由元后下诏宣布。他还利用各种阿谀逢迎的手段来讨好元后，以表示自己对汉室的忠心。
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决计让自己13岁的女儿做年仅11岁的汉平帝的皇后，但在表面上，他却一再阻挠推辞。为了表示自己谋国的大公和至诚，他在事情已经确定下来的情况下，又假惺惺地上书元后，建议多采外姓少女充后宫、广子嗣，使汉统博厚。
王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辅政的一代名臣周公。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并且还郑重其事地“藏策金縢，置于前殿”。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他用毒酒害死了汉平帝。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翟义起兵反莽。惶惶不安的王莽抱着年仅四岁的小皇帝孺子婴“告祷郊庙”，又仿周公《大诰》作策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欺骗天下。
就在正式宣布代汉的前一天，王莽还上奏元后，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学习周公，一旦孺子婴长大成人，自己就交权还政，退居臣位。但第二天一早，他就通知元后说，他要从“假皇帝”变为真皇帝，随即正式颁布了即天子位的诏书。最虚伪而可笑的是，在登基大典上，他还泪水涟涟地拉着孺子婴的手，哭诉自己的哀情：“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他把自己的篡国，说成是上迫于天威，下迫于民意，不敢不为，不得不为。其奸诈、无耻，真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王莽的一生，可以说是用欺世盗名的谎言编织的一生。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能把亲生母亲、亲生子女当成政治投机的工具。他的虚伪、无耻和奸诈并不仅仅是其个人品质的恶劣，更是统治阶级各种丑恶本质的集中体现。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道德，本来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王莽把谎言描绘上道德的面孔，就把道德变成了推翻汉朝统治的武器，这本身就是对封建道德谎言本质的绝妙讽刺。
其实，历史上像王莽这样把谎言描绘出道德的面孔而欺蒙天下的，东西方历史上都有过，只是谎言的面孔不同而已。
一、谎言，美好生活的滋补品
在第一章中，我们说过人生离不开谎言，因为社会进入文明化的运行机制后，谎言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生活中，在有些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必然的谎言。也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不能不说谎。在一些非常时刻，甚至只能说谎，事情才能够更为完满。
《最后一片叶子》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一篇短篇小说，它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某医院的一个病房里，身患重病的病人房间外有一棵树，树叶被秋风一刮，一片一片地掉落下来。那位病人望着落叶萧萧、凄风苦雨，身体状况也随之每况愈下。她想，当树叶全部掉完时，她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被这样的悲泣深深打动了，他用画的树叶去装饰那位病人病房外的树枝，使那位濒临死亡的女病人坚强地活了下来。
作为小说，可能有点夸张，但在现实生活中，类似于这样的事例应当是不少的。这种谎言，就是生活中必要的谎言。没有这个谎言，那位女病人就会死去，要救活她，只能制造谎言。
在医疗上，这种谎言是最多的。
作为医生，对患者故意说谎，有时就是他们职业道德的一部分。比如对一个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病人，医生就不能将真相告诉病人。“什么病？”“肝炎，有些严重。不过，你配合治疗，很快会好的。”这就是在撒谎，但这种谎言是必要的。
有的病人虽然患的不是晚期肝癌，是其他危及生命的病，再治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医生同样也不能对病人说：“你根本没有希望了，就等着死吧！”这样的一句真话，还没有一万句谎言来得必要。
同样，作为病人的亲友，在去探望病人时，即使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但也要与医生配合，把谎撒下去，让病人满怀信心地接受治疗。因为生命本身有时会创造奇迹。即使没有奇迹出现，让病人充满希望地多活两天也是一种人道精神的表现。这个时候，你不撒谎，还能怎么办？
笔者曾经当过八年中学教师，多少万遍地教育学生要诚实，但对学生，我本人有时却不得不说谎。有一个学生在初二时曾拿着一篇散文习作问我写得如何，我看了后说：“有才气、有激情，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其实，那篇所谓的散文里不过是堆砌了一些华丽辞藻，空洞无物。但在我的谎言的鼓励下，他一直坚持在课余时间写作，到上大学时，已发表长篇小说了。教育学家通过研究表明，教师如果善用美好的谎言鼓励学生，学生则会树立信心，进而取得进步。
我的一位女同事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她把能力相等的同一年级学生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经常给予表扬和称赞；第二组，经常给以责备和批评；第三组，既不给予表扬和称赞，也不给以责备和批评。
她给三个组做相同难度的数学练习题。
实验做了一个星期，得出的结果是：第一组学生的成绩在不断上升；第二组学生一开始有进步，但中途就停滞不前了；第三组学生前三天成绩上升，以后成绩变得直线下降。可见，能使学生内心受到鼓舞的谎言格外受到欢迎。
大学教授们经常要给自己的学生写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可能被用来向国外学校申请奖学金，可能被用来到人才市场上参与激烈的就业竞争。如果学生的确是顶尖的人才，那便不必多说，教授们照实写来就是了。倘若教授诚实地指出该学生不是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通常接受推荐的一方就可能理解为该学生是个差劲的学生。如果这样做，就可能伤害这个学生，使其失去深造的机会或难以找到工作，甚至对其一生的命运都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教授们提笔写推荐信的时候，必然在其中夸大学生的成绩和能力。你可以认为这是在撒谎，但这样的谎是有必要撒的。
还有一类谎言，那就是我们在社交礼仪中必须说的奉承话，这些话里大都有水分，套话、空话连篇，千篇一律，虽然人们听来心里并不一定十分愉快，但若缺少这些空话与谎话，礼仪就无法成立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
王员外家添了个孙子，在满月酒的那天，来了许多贺喜的宾客。
李秀才说：“令孙将来一定福禄寿全、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光宗耀祖。”
罗秀才说：“人都是一样的，这孩子将来也会长大、变老、死去！”
李秀才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待为上宾，而罗秀才则受到客人的鄙视、主人的忌恨与冷遇。
难道罗秀才说的不是实话吗？当然是实话，可是实话是难听的。相反，李秀才说的极有可能是假话，一个人“福禄寿全”是很难的，但假话讨得了主人的欢心，因为主人正是这么期望的。
生活本身常常是平淡无奇的，天上掉馅饼的事总是少的，而灾难和厄运倒是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过来。人类本身的天性是向往美好的，喜欢富有刺激、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从实道来，世界上也许就没有几件有意思的事了。所以，大多数人爱听谎言胜过爱听真理。
礼貌语和奉承话给人们的幻想与虚荣心带来极大的满足，使人从困境与艰难中摆脱出来，它让人觉得自己在别人的生活中是受到尊重与重视的，因此它在生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从没有说谎的兴趣，可是，我常常不得不羞愧地说些谎话，以便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有时为了维持交谈，我迟钝的思维、干枯的话题迫使我虚构，以便有话可说。”
人，总是要面对生活的。生活中，真实是重要的，真诚更加重要，这对人生、对社会无疑有更大价值。然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纷繁复杂的，大家都是凡人，都期望能出人头地，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欲望和念头，如果你不加选择、不分对象、不分场合，把什么都和盘托出，那你在社会上有可能一天也混不下去。要想维持一种正常的局面，那你就不得不面对这样那样的谎言。只要不是有意去伤害别人，谎言也是可爱的，起码是迫不得已的。
二、谎言与谣言的目的性
谣言不完全等同于谎言。在英语、法语、德语这三个语种中，谣言在拼写上均有“民众”的意思，可见谣言不是一个人说来玩的，必须由众人参与。
一般地说，谣言也是谎言，它传递的也是虚假的信息或模糊的信息。当然，它并不总是谎言，它有时也可能被证实是事实，不过这样的情况毕竟不多。从发生形态上看，一般都与社会变动和危机相连接，而其表现形态上又与传闻密不可分。一般说来，所传闻的事件常常具有很重要的内容，但事件的细节却往往模糊而不清晰。 谎言可分为有目的性的谎言和无目的性的谎言两种。谣言也是这样。
有目的性的谣言可以找到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十有*是谣言的受益者，还有一些谣言是为了对自己所仇视的人进行报复中伤而制造的。
我居住的小城，有一年突然流行起这样一件事来：做外婆的，一定要给外孙买一把小红伞防灾。据说城里的一座石狮子突然在一天清早开口讲话：“去年大水，今年大旱，少男少女，各死一半。”当时正是上班时间，人们都围着石狮子停下来，把交通也阻塞了，任交警怎么疏导也不行，最后交警也和众人一起围着石狮子了。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问石狮子。
石狮子说：“除非是这样。”
“怎么样？”众人齐问。
“让做外婆的，给他们一人买一把红伞，就能消灾避邪了。”
“多大的小孩算少男少女？”又有人不解地问。
“14岁以下的。”石狮子说过以后，再也不开口了。
小城一夜之间红伞脱销。只有北关的一家个体杂货店有售，购者蜂拥而至，清一色全是外婆。此时，红伞的价格已翻了几倍。
这下可苦了那些没有外婆的少男少女了。他们的母亲连夜去找老太太认干娘。连东关街上的一个讨饭的老太太也被一个人认作了干娘。干女儿给她买了一身好衣服，请她吃了一顿酒肉，然后给她一百元钱，让她去买一把红伞送给干外孙。那讨饭的老太太那几天着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