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引者注：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于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问工作，一致为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对于张春桥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什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
李友九（引者注：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给他留下了印象。
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七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于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凤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何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十四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何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上有柯庆施作为靠山，下有姚文元作为棍子，张春桥不可一世，正欲称霸于上海文艺界，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非除之而后快……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幸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章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
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涵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
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问、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正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打在姚文元身上，痛在张春桥心里。张春桥咬牙切齿道：“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队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何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何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一九六二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消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