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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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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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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