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帐，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支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他的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二十四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少庸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获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死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工总司”的对头）
这组织是王少庸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搅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甚至对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三”——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
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244”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244”，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句话，充满着对“244”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了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覆手为雨：
“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
“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给他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侨对“扫雷纵队”视若掌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侨已经渡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244”。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树林，舔于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所翦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海的清查运动由“四王”抓，游雪涛则骂“四王”是“五·一六”。
游雪涛的信，迅即由文静转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看完信，勃然大怒道：“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
完了！完了！走狗从此完了！
张春桥生怕游雪涛反叛，在外面泄露天机，就由“司令”王洪文亲自出面，秘密逮捕了游雪涛。
面对铁窗，游雪涛这才猛然醒悟，长叹一声：“一将成功万骨枯！”这“一将”
当然指张春桥，而“万骨枯”则包括他自己！
毕竟游雪涛跟张春桥关系太密切。对于如此“忠诚”的“战士”倘若处罚太重，未免会使自己的伙伴们寒心，何况既然已把他抓起，也就达到了封住嘴巴的目的，于是张春桥提起笔来，写一段关于游雪涛的“批示”：
“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个“大家主动”！张春桥分明是在向手下的伙计发出警告：你们恨游雪涛，可别逼他太急，弄得不好，他会把你们也一起卷进去！
明明是游雪涛的主子，张春桥又装出一副受游雪涛“蒙蔽”的姿态，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份太大，有的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误了。”
妙，真是妙极了！这样的语言，才是张春桥“正宗”。
张春桥是个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物。他的形象最清晰的曝光，莫过于对待游雪涛的前前后后。他的奸雄，他的阴险，他的狡诈，他的两面三刀，暴露得清清楚楚。
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