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张春桥思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四人帮”作了检讨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