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于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
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二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
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义“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人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
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撒了队长Z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至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
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
附录三：张春桥著作年表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一日至甘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的》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沦》－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已》，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