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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陈伯达倒向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