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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初白求恩也是这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外说，中加人民友谊万岁，可是白求恩是谁。从此以后，加拿大病人没事儿就故意得点儿小病，来让杨芳照顾，顺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国文化。杨芳开始还纳闷：按说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国家，怎么人口体质比中国还差，动不动就病，一病就住院。两人接触时间长了，杨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图，觉得他人还不错，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便说，住院费也挺贵的，你在中国也报不了销，以后找我不用住院了，在医院门口接我下班就行了。两年后，杨芳变成了加拿大的儿媳妇，跟他回了加拿大，进了一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变成大夫，就职于加拿大某医院。
杨芳告诉杨帆，换肾是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目前全世界都这样，即使术后排斥，也比不换效果好。杨芳的一句话，给杨帆吃了定心丸。他看见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证上印着主任医师。
杨芳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医务知识，还有杨树林的前妻，薛彩云。她们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碰见的。薛彩云来看病，挂的号正好是杨芳的。薛彩云说，果然是你，我觉得杨芳这个名字熟悉就挂了。杨芳不知道叫薛彩云什么好。薛彩云说，就叫我cloudy吧。杨芳知道，这是云彩的意思。薛彩云看病、交费、化验、拿药都是一个人干，杨芳问为什么没人陪着，薛彩云说，我目前单身。杨芳问，他呢。薛彩云说，分了。杨芳抑制住好奇心，没问为什么。薛彩云主动说，不是同一阶层的两个人，还是生活不到一块。看完病，离开医院前，薛彩云说，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给我看病了。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写了电话，说，他们爷俩儿要是有事儿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这回杨树林病了，杨芳回国前告诉了薛彩云，薛彩云说，替我也订张机票，咱俩一起回去。
薛彩云的出现，让杨树林大吃一惊。沈老师看出薛彩云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杨帆也跟着退出来，又被沈老师推回去：你在里面坐会儿吧。杨帆又不情愿地回去。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薛彩云和杨树林没什么话说了，又问了杨帆的情况，杨帆有问必答，不问没话。薛彩云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无奈。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后，在病房里相聚了。气氛憋闷。薛彩云在这里坐着很难受，从包里拿出一摞钱，说，看病用吧，昨天刚换的人民币。
杨树林看了看那些钱，比自己这辈子攒的钱还多，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看来国外还是有发展。
杨树林说，还是你留着吧，我们在这边还有医保和社保，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吧，得个病闹个灾的不好办，你又是一个人。
薛彩云说，虽然那边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但在这方面做得还挺人性的，钱你留着用吧，这些年你照顾杨帆挺辛苦的，我也没尽什么责任，觉得挺对不住的。
杨树林说，你不要内疚，我没觉得自己吃什么亏，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云说，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会好的。说完没拿桌上的钱，推门而出。
杨树林让杨帆把钱给人家，杨帆拿起钱去追薛彩云。
过了一会儿杨帆拿着钱回来了，说，她没要，哭着跑了。
杨树林说，那咱们也不能用，把钱存起来，下次见面的时候给她，让她享受一下中国银行的利息。
杨帆见到越来越多的成功病例，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术后三个月便同正常人一样，杨帆觉得杨树林可以接受手术了，这时候，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肾源，医院的肾源很紧张，杨树林前面还排了好几个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杨树林。此时杨树林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每天都在身体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个礼拜的透析费用就两千多块，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大夫说，别光指着医院，自己也想想办法。
杨芳和薛彩云都回了加拿大去寻找肾源。那边人口少，病人也少，有爱心的人还多，捐肾的人也多，不那么供不应求。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合适的肾还遥遥无期，看着杨树林得不到治愈，杨帆也很痛苦。一天，杨帆在车站等车准备去医院的时候突然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的肾给杨树林用。这么做，不仅为了消除杨树林的痛苦，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做出这个决定后，杨帆豁然开朗。
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帆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小学开学第一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把自己放在大梁上去报到；自己带着杨树林车的陀螺去学校赢得同学们的羡慕；杨树林替自己开家长会，挨老师批评；中考的时候，杨树林趴在桌上给自己写鼓励的信；上大学的时候，杨树林骑自行车给自己送肉牛、和自己比举哑铃，一幅幅画面，过电影似的在杨帆眼前一一闪现。杨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儿这样想。
杨帆没有立即把这个决定告诉杨树林，而是先跟沈老师说了，沈老师听完没有表态，而是说，你还得问问其他人。
沈老师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陈燕和杨树林。问大夫，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问陈燕，沈老师知道杨帆和陈燕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得不考虑陈燕的态度。问杨树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儿子的肾。
大夫说，如果杨帆能捐肾，那再好不过了，活体肾优于尸体肾，亲属肾优于非亲属肾，而且从健康角度考虑，一侧肾摘除后，另一侧肾仍能担负身体所必须的全部生理功能，只要以后减少体力劳动，加强锻炼身体，依然能保证身体健康。
陈燕知道杨帆的决定后，丝毫没有阻拦，她认为杨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年，陈燕对自己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她爸爸是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失的，没有合适的血源，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陈燕至今后悔自己那时候还小，给爸爸献不了血。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杨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陈燕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杨树林没有答应，理由是：你还年轻。杨帆说，所以我的身体允许我干这件事情。
杨树林说，我的痛苦自己承担，不用你分担。
杨帆说，你好不了我会更难受，这种痛苦比少一个肾以后要面临的痛苦更痛苦。
杨树林说，可是你这样我会很痛苦。
杨帆说，那就让你痛苦吧。
杨树林说，你为我不用这么奉献。
杨帆说，这根本不是奉献，我这么做其实很自私，完全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还能有一个父亲。
杨树林说，如果是你的肾，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杨帆说，你不做我也捐，到时候掏出来你不用就浪费了。
杨树林说，浪费了我也不用。
杨帆说，行，到时候咱们就走着瞧。
在这件事情上，父子二人无法心平气和地达成共识。杨帆是必须捐献，杨树林是坚决不用， 两人的态度都毋庸置疑，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沈老师从中调节，给杨树林做工作，说大家都盼望他早点儿好起来，早换一天肾，不仅他少痛苦一天，所有人也都少担一天的心，特别是杨帆。杨树林说，但是我不能用杨帆的肾，否则即使我好了，我也会后悔的。沈老师说，可是杨帆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会后悔的。杨树林说，宁愿让他后悔，我也不能后悔。
杨帆并没有因为杨树林的拒绝而改变决定，他做了检查，肾型基本和杨树林的匹配。杨树林知道杨帆做了检验，出结果前，他希望二十多年前住平房的时候邻居王婶传的那句谣言是真的：杨帆不是杨树林的亲生儿子。这样，肾型就有可能不匹配，杨帆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但是检验结果让谣言不攻自破，也让杨树林的希望落空。虽然检查结果没有断了杨帆给杨树林捐肾的念头，但也让杨树林洋洋得意了一番：让你们再瞎逼说——搬家后王婶和杨树林住在一栋楼里，现在老了，整天在小区里溜达，比以前更八卦了，没事儿的时候还不忘提起二十年前薛彩云的绯闻，传传杨帆和杨树林的可疑关系，她总说，我怎么看他们爷俩儿，怎么觉得不像。现在，检查结果让王婶哑口无言了。杨树林觉得挺残酷的，断了老太太一辈子的乐子，有点儿于心不忍。王婶知道真相后，从原来的唠唠叨叨，变得沉默寡言，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儿，我成熟了。
透析了一段时间，杨树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节省治疗费用，从医院搬回家住，透析的时候再过去。
杨树林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杨帆对自己和杨树林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原来每天早上，杨树林起得早，穿着拖鞋趿拉趿拉地走来走去，吵得杨帆睡不好觉，杨帆异常反感这个声音，但是杨树林住院后，每天这个时候，杨帆都会自然醒来，听不到这个声音，心里空落落的，想睡也睡不着了。原来家里都是两个人，现在杨树林住了院，杨帆感觉世界塌了一半。
杨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门坏了也不会修，杨树林回来后，换了个合叶，几下就弄好了，让杨帆自愧不如。杨帆也不知道及时买电，天刚黑，家里的电字就没了，杨帆陷入一片黑暗中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一晚上的时间，杨树林在的时候，这种情况从没出现过。杨树林刚下岗的时候，杨帆认为他的价值从此便消失了，但是这段时间，杨帆改变了看法，认为父亲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他的存在，会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份挂念。以前杨帆一直认为自己长大了，独立了，但是这次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长大，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离不开杨树林。
一天杨帆下班回家，见杨树林仰头倒在沙发上，张着嘴，电视开着，煤气上的水壶响着，没人管，杨帆急忙跑到杨树林跟前，使劲晃悠，以为他怎么着了，喊了好几声爸。这个称谓让杨帆觉得很陌生，上次管杨树林叫爸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从哪一时刻起，杨帆不管杨树林叫爸了，有事儿就直接说，当需要加个称谓作为对话开始的时候，就用诶、嘿等字代替。此时，杨帆不由自主地又改口叫起爸。
杨树林被晃悠醒，先闭上了嘴，然后睁开眼睛，问杨帆：你干嘛。
杨帆见杨树林没事儿，便放心了，去厨房关煤气，但是还很后怕，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必须让杨树林早点儿手术，要不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杨帆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施计让杨树林接受手术。一天沈老师拎着菜和肉来杨树林家，做完了正准备吃，杨帆说想和杨树林喝点儿啤酒，家里没了，得出去买。杨帆慢吞吞地换鞋，准备下楼，这时候手机响了，其实是他上好的闹钟，杨帆去接，对着电话说起来没完。沈老师让杨树林帮她解开围裙，她下去买，围裙系了死扣，半天解不开，杨树林便说，我下去吧。
杨树林拿了啤酒瓶下去换，十分钟后上来了，刚进门，沈老师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了。
杨树林放下啤酒说，哪儿的。
杨帆说，刚才医院的大夫来电话了，说有肾源了。
杨树林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喜，他看了看杨帆和沈老师，说，家里的电话昨天停机了，我还没交费。
杨帆急忙补充说，打的是我的手机。
杨树林说，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
杨帆没有表现出不情愿，怕杨树林察觉到，心想反正他也不怎么会用手机，给他看吧。但是杨树林翻出了通话记录，拨打了最近一次通话的号码，对方接通后上来就说：你丫嘛呀。杨树林知道这是杨帆同学或同事的声音，肯定不是大夫的，挂了电话，说，你们骗不了我。
杨树林把手机还给杨帆说，住院的时候，我没事儿就鼓捣你给我的那手机，咱俩的手机虽然型号不一样，但大同小异，别忘了，我是车工出身，和机床打了二十多年交道，高科技难不倒我。
沈老师说，杨帆也是一片孝心。
杨树林启开啤酒，倒了三杯，说，吃饭吧。
三人就坐，谁也不说话，光夹菜吃。吃了会儿，杨树林举起杯子说，咱们仨喝一个。杨帆和沈老师也端起杯子。杨树林说，我得了这个病，很不幸，但幸运的是有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了一下说，一个好伙伴，我的前半生活得没什么意思，但从今天起，因为你们两个，我的后半生会活得很有意思，杨帆给我捐肾，我接受。说完仰头干了杯里的酒。
公司听说杨帆要给杨树林捐肾，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有利于公司的精神文明建设，内部刊物便去采访杨帆，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杨帆说，不为什么，我爸就我这一个儿子，我不捐谁捐，谁让我是他儿子呢。内刊记者让杨帆再多说几句，他们准备给杨帆做一版专题。杨帆又说，移植完了，我爸就是正常人了，可以该喝喝，该吃吃了，大夫说他不能吃水分大的东西，他那么爱吃面条，我不能让他以后只能吃馒头烙饼。内刊记者让杨帆从更高层次的角度说说，杨帆想了想说，人有一个肾就够了，为什么要长两个，有一个就是奉献用的。内刊记者引导杨帆，问他这么做是否受到公司价值观的影响，杨帆想了想说，那倒没有，是个人应该就会这么做，和他是干什么的没关系。记者又问，现在如果有肾源了，你还会捐吗，杨帆说，应该会吧，我爸可能会对非亲属肾排斥，就像给电脑装个新硬件，不一定兼容。记者又问，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杨帆说，当然是我爸的病能彻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