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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第十三章 9·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有话要单独跟我说。我向来不喜欢帮人传话的人，所以起了疑心。她说的话吓我一跳：“朋友要我告诉你：”灯具店里有一些鱼，你很清楚。其中有一条跑出来了，没再回容器里面。没回去，也回不去了。是一条蓝颜色的鱼。里面还有其他鱼，橙色的，绿色的，都游来游去，都在容器里。可那条蓝色的跑出来了。‘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能怎么想？我难以置信，我担心是自己的想像力曲解了她话里的意思。我请她重复一遍。
“能再说一遍吗？就是那个人要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老太太回答：“会有一位先生亲自来找你，他会把鱼带过来。”
她不再多说，走了。我闷闷地熬过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找我来了。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暗自握起一直收在口袋里的匕首，准备随时出击。
“上周我买了一个灯。灯管是透明的，柱子里面装了蒸馏水，有很多彩色的气泡，每个气泡里都有一条小鱼。现在有一条漏出来了，再也装不进去。”
他把一条五公分长的蓝色塑料鱼放到柜台上。
“就这条。能给我换一下吗？”
我给他换了一条蓝色的小鱼。
个子高高的，单薄，瘦长，棕色皮肤，面部线条柔和高贵，艾尔兹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人，那种苏打水啊快餐啊都还不存在的年代。他显得很健康，也自私。我喜欢有点自私的男人，因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我也很想成为这种人。迷人之处还有他长长的手指，低沉的嗓音，变幻着绿色，灰色，金色和栗色光亮的眼睛，每变一种颜色，中间转瞬即逝的一闪都近乎半透明，而且左眼比右眼的颜色淡一点。就这么一双眼睛，看上几个小时也看不透。我们经常合作，彼此欣赏。在被那些苛刻的工作报告所折磨的那段时间，我们俩好上了。
在我，从离队那天起，就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享受这段感情。
至于他，处境有点不妙。他的上司疑心重，尤其怕他受我的传染，所以最终把他派往世界的另一端执行“长期任务”，至少三年。
也就是派到伊朗去。我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并建议他去学学Krav Maga。艾尔兹不听。他不愿意仿效我。他更愿意和“官方”保持一致，好好工作，得到晋升。我还是坚持，通过一个朋友来和他交换意见——朋友往返于我们之间。带封信过去得要三天，朋友不厌其烦，因为他觉得事情重大。他知道，在那种地方，每做一个决定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我们最后一回沟通，是以信的方式，双方都固执己见。十几天后，艾尔兹被一辆横在路中的汽车给绑架了，就像我两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样。他看过我写的报告，我们也就此聊过很长时间。他没有按我说的去做，而是听从了亲爱的上司的意见，息事宁人，采取“被动态度”。
“我的”一个乞丐找到了他，躺在城外一个垃圾堆里，昏迷不醒。他把他送到医院，然后给我报信。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在其位了。医生说艾尔兹多处骨折，内脏出血，大出血。搞不到药品，医生给他打一针吗啡了事。
就这个时候，在几千公里之外，一个女婴，像世界上所有六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刚刚能够站起来。大大的眼睛。我盯着她的眼睛看，没有够的时候。她也看我，有一点调皮。它们是绿色，灰色，金色还是棕色？……那么多的光芒在跳跃，那么多的色彩，变幻莫定。真有意思，左眼比右眼浅那么一点。她在对我笑。她不知道，她的爸爸刚刚死去。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自杀式攻击。
2001年8月中旬，我在Hotline公司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是巴黎一家网络运营商，我做接电话的技术支持。9月11日那天，我一直在电脑前工作，顾客电话不断。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收到管理部门发来的邮件：看新闻。我没理会。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被打搅，也不喜欢看新闻。我这个办公室里挤了四十好几个人。有一台电脑前人头攒动。我和自己的好奇心较了半天劲，然后，和其他坐不住了的人一样，决定过去看看。屏幕上是一幢楼在倒塌的画面。议论纷纷。有人提到恐怖袭击。另一些人否定了，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我对互联网上的图像资料都持不信任态度，职业病。我转身回去干活。一个同事叫住我，异常激动：“看见了吗？飞机穿过了塔楼。”
我没好气地反问他，一大串问题：“哪里？什么时候？什么飞机？什么人控制的？”
“不知道。”同事回答，看起来对这类细节并不关心。
“既然没有答案，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兴趣。又是假新闻。”
“当然不是，”他反驳我，“看看这网站，是CNN的现场直播！”
“他们的网站可能被黑掉了。电视里肯定会播这条消息。”我打断了谈话。
我回去工作。办公室里一片惊恐。都在讨论。这正是我所害怕的：过于感性，丧失理性。我抱怨了几句，尽量让自己置身于这股情绪之外。信箱里的邮件源源不断。容量不够了，我准备简单回几封，这时我发现服务器没反应。
“怎么回事？邮件发不出去！”
一个同事告诉我：“互联网爆了。”
“够聪明的你！总不会是这种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