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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力量由FLP总书记Taalat Yacoub自己掌握。他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力量并一直试图在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中保持中立。1989年他死去之后，他的手下投奔了阿布…阿巴斯。这支力量得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支持，成为法塔赫的外围组织。在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阿布…阿巴斯宣布追随“巴民族权力机构”路线，停止恐怖行动。他自己呆在加沙，而他的FLP组织仍然留在黎巴嫩和突尼斯，始终没有从巴勒斯坦本土得到过支持。
身为“巴解组织”的第一成员，法塔赫同样经受了两次大分裂，众所周知的两个，一是阿布…尼达尔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CR）， 1974年创立于伊拉克，另一个是阿布…穆萨的“法塔赫临时委员会”，1983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成立。
阿布…尼达尔主要以伊拉克为基地，向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发动攻击。遭巴格达驱逐后，阿布…尼达尔先是逃往叙利亚，然后躲到利比亚境内。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这证明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就能对叙利亚施压——，阿萨德要求该组织将训练营设在“叙利亚的直领辖土之外”，等于令其撤离叙利亚本土，搬到黎巴嫩去。接下来是一段“繁荣”时期，尼达尔在此期间从黎巴嫩南部地区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大规模地招募战斗人员，并借阿萨德向阿拉法特发难之机，搞了不少“突击队战术”恐怖袭击。
虽然因为公开反对领袖而被法塔赫宣布判处死刑，阿布…尼达尔仍然是他派系中的主宰人物并在其间大行恐怖政治，他轻轻松松暗杀了一批被他怀疑密谋反对他的人——统计有150多个。80年代末期遭遇了一场内部危机之后，阿布…尼达尔试图和阿拉法特及法塔赫调停，但失败了。他在孤立之下重拾恐怖行动。该组织制造的最后一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月，阿布…尼达尔的一个手下暗杀了阿拉法特在法塔赫的代言人Tunis Abou Iyad和法塔赫“西岸地区”指挥官Abou el Hol。此后，关于阿布…尼达尔健康状况的传言莫衷一是，据说已经非常糟糕，另外对他藏身之处也有种种猜测1。尽管如此，他的组织依然是所有派别里资金最充足的一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也门都拥有基地。
另一个被关注的派系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 （FDLP）。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信奉后布尔什维克主义，1969年从“人阵”中分立出来。FDLP在大马士革创立并扩展势力，有叙利亚和利比亚两国提供经济支援，也是“巴解组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一直拒绝追随阿布…尼达尔、阿布…穆萨的激进立场。但是，随着该派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异见加深，FDLP对一些反阿拉法特极端势力的支持慢慢加大，自己内部也随之分成两派：“赞成阿拉法特”派和拒绝追随“巴解组织”的“坚强核心”派。1988年他们用燃烧弹袭击了沙龙的坐车，接下来又袭击了以色列工业部长，这两次行动招致以色列情报部门对其几个据点进行的毁灭性打击。从那以后，虽然FDLP仍持强硬反对基本宣言的立场，继续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开展恐怖袭击行动，他们被外界谈论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
1985年，“人阵”、“人阵”总指挥部、巴解运动和法塔赫－暴动等著名拒绝派在大马士革会谈，随即宣布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寄希望于和“巴解组织”抗衡。
还剩下“Force 17”。该组织由一批被约旦驱逐的法塔赫头目创建于70年代初期，因为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以及巴勒斯坦的内部争斗而为人所知。
我在1994年上的这些课。当时阿拉法特已宣布停止恐怖行动，和他的“巴解组织”以及一些恐怖主义武装都比较疏离。在奥斯陆和平会谈的时候，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都同意成立一个唯一合法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还是1994年，开罗协议重申了这种唯一性，但阿拉法特没有彻底执行，同年新出现了两个编外武装：安全特种部队（FSS）和主席卫队（Al…Amn Al…Riasash）。“Force 17”最终和主席卫队合并，变成一支人员逾三千的部队，由阿拉法特本人直接指挥，专门负责他的个人安全和反间谍事务，比如抓捕反对派，或者被怀疑和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习惯将主席卫队仍然称做“Force 17”，尽管这支武装名义上已经不存在。
原教旨派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1979…1980年两伊战争初期，一批和加沙穆斯林学生“兄弟会”观点冲突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埃及创建了这个组织。他们虽属逊尼派穆斯林，但并不否认自己对于什叶派伊朗革命的崇拜，并以之为楷模。在所有用“圣战”作旗帜的大小组织里，Fathi Shkaki 是最重要的一支。其总部自然是在大马士革，但同时在贝鲁特、喀土穆、德黑兰等地也有机构。主体活动范围则依然集中在黎巴嫩境内。
这些恐怖组织不断构建又不断打乱这一地区的政治阵营。对于我， 搞清楚一个派别是为叙利亚还是为阿拉法特效力性命攸关，因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的所有反对派都是站在阿拉法特一边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伊拉克联络处也是“巴解组织”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遗余力地一个个收拾他们。为此，他动用了因“阵地战”而出名的老牌激进组织“阿玛勒”（Amal）……为破坏“巴解组织”和它那些靠山之间的关系，阿萨德还寻找过其他“执行者”发动恐怖袭击，像针对希腊的City of Polos 邮轮事故，泛美航空公司103 班机爆炸案，以及1986年以法国巴黎为目标的恐怖行动。
叙利亚同样为“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撑腰，后者向赞同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兄弟”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内战。他们在80年代后期和黎巴嫩真主党联手，利比亚卡扎菲则为之提供资金。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伊斯兰统一运动也结成了同盟。
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帮伊拉克对付伊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发表泛阿拉伯主义言论——鼓动阿拉伯人团结对抗波斯人。“分而治之”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们阿拉维特派擅长使用的狡猾伎俩。这还远远不是精华部分。阿拉维特人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3％左右，逊尼教才是多数派。多亏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支持，阿萨德才得以在取得政权后，将该族正式并入什叶派，从此摆脱被轻视的境地。
阿拉维特人是不受欢迎的教派，在穆斯林世界里很被排斥。为了在这种情形下维系权力，阿萨德这个出色的独裁者完全依赖于他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告密体系，滥捕，还有酷刑。频发的战争使他有机会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一旦冲突结束，他必定又挑起下一个事端。最终他替代以色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一样，无比盼望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显而易见，他们盼着难民营搬远点，祸害别的地方去。在“黑色九月”组织带来的恐怖阴霾之下，所有人都暗自幻想能像侯赛因国王一样行事，其实心里都清楚那不可能重现。
认清了这张结盟网之后，我就比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和“阿玛勒”、基督民兵等组织攻守同盟的心理了，此举就是为了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里建立新武装。同时他利用大家都和叙利亚有过节的由头，始终小心维护和真主党的良好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统一运动里的一分子，必要时退到的波黎躲藏。
两伊战争初期，这个能人向伊拉克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因为一个团结和进步的阿拉伯世界而诞生”，这丝毫不叫人意外。而对伊朗人他又表白，有伊朗的帮助他就会解放“伊斯兰的耶路撒冷”。这些发生在同一个月里。
以阿拉伯人的政治作风，这类伎俩司空见惯。反过来，因忠于某个党派而挺身迎击对手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会被人看不起，视为错误抉择。为遵从协约，各方不得不强作笑脸，一旦时机允许却会从背后给上一拳。这些准则自然只适用于有决定权的高层，而不是那些武装部队里的代理人或者副手。后两种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若有迟疑，结果不是送命，就是出走。
谚语说，“如果你无法折断这只手，那么就亲吻它，祈求阿拉来折断它。”要知道，在许下这一连串假惺惺的筹码之后，阿拉法特已经和阿萨德势均力敌了。1994年那个年尾真是好到不能再好：奥斯陆和平协议，三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几乎就要相信阿拉法特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观点、政治主张和行事方式焕然一新。对那些不肯相信或者表达保留意见的人，罪名等在那儿：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说法对吗？ 回答显然是“不”。但当时以色列盼望和平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公民都准备好了跟着前面的人举手说赞成，就好像小孩子相信，商业中心里那个大胡子老头是如假包换的圣诞老人，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飞过了一个又一个屋顶。
第一天的“恐怖主义历史”课足足上了10个小时，这之后我脑子就不转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满脸惊慌地看着教官。十几个既相似又敌对的解放阵线，我在这不可理喻和乱七八糟之中晕头转向。当一长串攻击清单和死者名册在眼前飞舞的时候，我把名字全都张冠李戴了。阿拉伯政治专家过来和我聊聊，脸上笑容莫测。
“这没什么，”他字斟句酌地宽慰我，“所有的新手刚开始都会感到惊慌。重新来过。”
“现在吗？”我问，带着惊惶。
“当然是现在，”他回答，“不可能允许你总这么混乱不清。让我们继续吧，直到你掌握所有具相应军衔的人员。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化名叫什么？”
“阿布……”我开始回答但很快就卡壳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他的名字——“阿布……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布了……”我泄气地说，心里烦透了。
“我们换个方式。你必须转换思维。不要总把自己看成他们组织的局外人。进入角色，你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要去掉其中演戏的成分，单纯地把他们的组织看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家长，也有兄弟，他们之间彼此嫉妒常有争执。可以开始了吗？‘老战士’叫什么？”
依照他的点拨，这次我脱口而出：“阿布－阿玛勒。”
“你看！”我的教官大声喝彩。“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应对考问，绝对不会失手。”
他毫无倦意，又开始讲抵抗阵线各个组织的编年，什么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状况……在他的讲解之下，我总算明白了这些恐怖分子各派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都是我以后必须打交道并试图渗透的组织。
接下来，是了解一个回国复兴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依循什么样的正常“路线”，这事我领会得比较好：先加入阿拉法特一派，然后，假装对“他们的死板路线和光说漂亮话”感到厌倦，转而投靠反对派，利用反对派和真主党的关系渗透进入真主党，从而最终自由出入叙利亚和伊朗。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一切将取决于我届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而在准备阶段，我必须尽最大努力熟谙他们的派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