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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逐渐形成结构性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从深层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不切实际的传统“赶超”战略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扭曲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使工业化发展进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不管黑猫还是白猫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初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的结晶。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私有且兼并和分割不断发生；经营方式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藩王争迁的历史，又是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倾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幅度连续4年下滑，从1996年的9％下滑到2000年的2。1％，一些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已经出现收入绝对水平下降。
3。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企整体遭遇困境，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启动经济，扩大内需，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譬如：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息；打击走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我曾经询问过不同阶层的人，包括高层的领导、银行行长、企业家…，得到的回答是：有好转。但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生存受到威胁。经济还没有才是怪事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