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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却有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这个事情可能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云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也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乾隆判定“壶儿”即“胡儿”，有毁谤满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尸，子孙与地方官全部斩首。沈德潜本为乾隆宠臣，他死后，乾隆在他诗集中发现有咏黑牡丹诗一首，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大怒，以为影射满族为入主中原的“异种”，下令剖棺戮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冤狱横兴，滥杀无辜。那些喜欢清议的文人自然就什么也不敢说了。“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朝廷有了这种高压，读书人便不再敢妄发议论。学术由偏于思想的阐发，开始转向于考据、音韵等技术性一端。这群文化承担者不再关心当世的事务，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兴起的直接引子。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这种技术性的学术倾向，做的只能是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这种学术史的遗憾，却正是兴起文字狱的清皇室所愿意见到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被“纵”反的吴三桂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一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尤其入清以后，虽然待遇不错，但总体上他是被人豢养着。这就像一头雄狮，你把他放在一个牢笼里，同时却不断地给他突破牢笼的力量，他哪有不冲出去的？所以，当别人用鄙夷的眼光来看吴三桂对待主子的反复无常时，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尽的悲凉。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就算康熙再英明，吴三桂也不可能不反。只是这其中的况味没有几人能懂罢了。
满清入关之后，吴三桂一直是清廷最厉害的棋子。当是时，满汉间的隔隙依然存在。虽然满清已经具有强大的武力，但汉人的抵抗亦自剧烈。用汉人去号召汉人，招降纳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一度被重用。顺治定下北京之后，即授予吴三桂平西王之册印。吴三桂果然未负顺治之望。先是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李自成。一路胜利连连，尤其西安一战，“三桂督兵奋击，斩首数万级”。并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北，直至自成“走死”。顺治八年，明桂王朱由榔在南宁称帝，时时派兵出击川北诸县。顺治命三桂率军*。这实为平定西南之序幕。吴三桂一路过关斩将，偕同其他将领攻城略地，战功卓绝。至顺治十六年，西南基本平定。朱由榔败逃缅甸。此时，朝廷诏下，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吴三桂功劳巨大，顺治给他的回馈也是巨大的。每次吴三桂立下功劳，顺治都给予十分丰厚的犒赏。李自成覆灭那一年，顺治赐吴三桂绣朝衣一袭，同时将其晋升为亲王，并让其出镇锦州。三桂除了辞去“亲王”这一称谓外，对其他似乎并不满足。他上书又谈了许多条件，比如要求增拨饷银，给手下升官等，可能是开国之初，急需人才，顺治一一满足了他的条件。到得镇守云南，吴三桂的权力更是无限扩大，朝廷让他“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这当然是满清当局在当时情势下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对吴三桂形成了一种“纵容”。吴三桂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同时也为日后的造反、灭亡埋下了“前因”。
可惜的是，清廷对吴三桂纵容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顺治驾崩后，康熙对吴三桂的要求仍然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康熙元年，明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绞杀后，吴三桂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康熙不仅下诏让其称“亲王”，而且还让他兼管贵州。这一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吴三桂管辖的边界。这种纵容，实际上正慢慢把吴三桂逼到的“反”的边缘。吴三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从管辖范围来看，云南、贵州两省都是他的地盘，两省的总督、巡抚都受他节制；从用*来看，吏部、兵部不得掣肘。一个地方官位空缺了，三桂有权派官，他派的官叫“西选”之官。魏源在《圣武记》里说：“西选之官徧天下。”这可能说得有些过了，但说吴三桂控制了整个西南的官员任免权，则大抵是符合事实的。从财权看，西南富庶之地，吴三桂在那里挖盐井、开金矿，与周边诸省搞贸易，又不用交税给朝廷，自然是富得流油。更可笑的是，朝廷因为他镇守边关，每年还给他数千万饷银，搞得周边省份颇多怨言。对于吴三桂权力边界的无限延伸，朝廷的官员并不是没有察觉，当时就有许多官员弹劾他，但朝廷可能还要倚重于他，不仅不怪罪吴三桂，反而把那些弹劾之人狠狠地处理一番。这实际上已是一种严重的“骄纵”。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吴三桂的人权、财权特别是军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的欲望也逐渐膨胀。
此时，吴三桂已经站在了“反”的边缘。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成天地让他身居高位，天天让他饫甘厌肥，突然在某个日子，你让他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而他，却有着反抗的实力，他能不反吗？康熙十二年，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康熙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也许是觉得可以动一下那些飞扬跋扈的藩属了。恰好，吴三桂这一年试探性写了个奏折，申请撤藩。朝廷议论良久，不敢答应他的请求。唯康熙果敢，下特旨准许三桂撤藩，并派出钦差大臣经理撤藩事宜。吴三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纸试探性奏折居然弄假成真，又不甘心到手的荣华富贵如此轻易地失去，只好仓促起事，反了清朝。这后来的故事，读者已是十分清楚。无非是几经周折往还，三桂病死，其孙吴世Ъ坛兴姆辞迨乱担钪找彩鞘О芏馈�
考察吴三桂一生，我们发现，他自始至终都在走着满清为他预设的命运。他如此顺利地拥有高位重权，只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似乎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改变。一旦你身上再也无利可图，面对声势浩大的皇权，你又能蹦跶什么呢？我想，即使不反清，吴三桂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多尔衮的雅量
大凡成大事者，皆有容人之量。这个世界上，人才无数，身份、性格、气质也迥异。只有容人之人，才能纳天下之才，助自己成事。多尔衮显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从满清入关到顺治治国，睿亲王多尔衮居功至伟。他能建立如此功勋，与他能容人、善用人有着紧密关联。《朝鲜实录》载其举动，“在满州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此段评价，足见多尔衮之才，亦足见其对满清的重要性。
多尔衮的雅量，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善纳贤言。顺治即位时，多尔衮即率军队入关伐明。当时在满清较为有识见的谋士是范文程。范文程虽非满人，但多尔衮对其极度信任。顺治元年四月初四那天，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当时，满清尚无争霸中原、雄霸天下之志，平时在边境作些骚扰，不过干些劫掠财物的勾当，目光短视胸无大志。范文程在进言中分析道：“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清史稿》）这段话大意是说，中原百姓经过明末李自成等战乱，不堪辛苦，只想找一个好的皇帝，安居乐业。而我们前面放弃遵化，屠杀永平，两次都打到关内又跑回来，中原百姓肯定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想抢些金银财宝罢了。现在，我们一定要严肃纪律，把进攻中原的宏图大志给老百姓讲清楚：（那些被李自成革掉的）官仍复原职，老百姓仍旧干自己的活，录取贤能之士，安抚无依无靠之人。那黄河以北，很快就可以定下来。范文程的这个言论，体现了一种远见卓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多尔衮能接受他的建议。这时，摄政王并非仅多尔衮一人，但多尔衮力排众议，听纳良言，作出关键性的决定。自此以后，满清的战略便由短视变为长远，由“意在财宝”变为“志在中原”了。这种方向性的转变，是后来夺取全面胜利不可或缺的基础。
范文程早年入满，是多尔衮赏识之人，听取的他的建议也许不足为怪。但对于作为降臣的洪承畴，多尔衮也颇为重视。这是要一点容人之量的。因为洪是汉人，且与多尔衮在边境多次交兵，无形中是有些疏隔的。再者，他是从大明那边投降过来的，既然今日能投降我，焉知他日不会投靠他人？可多尔衮不管这些，他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顺治元年四月十三日，在伐明途中，多尔衮已知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多尔衮即以进攻之事咨询洪承畴。此时正是关键之时，多尔衮拿如此重大的事情来向一个降臣咨询，足见其度量过人。洪承畴也确实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曾作为明将在西北与农民军作战10年，有着与农民军战斗的丰富经验。就是多尔衮自己，也多次在战斗中领教过洪的厉害。洪承畴感念洪承畴的知遇之恩，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这次进言，与范文程所论大体相当，他详细分析了进军北京的利害关系，以及战胜李自成的具体办法。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多尔衮提出了明确的军纪要求：“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这实在是攻打北京的“金玉良言”。多尔衮是识货之人，当然全盘接纳。入关后，他郑重交代诸将领：“此行除暴救民，灭贼（李自成）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结果大大赢得了民心。这全是善纳范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