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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闭嘴了，可是大飞的嘴不能闲着，每次大家汇报完近况后就要开始传统的保留节目，由大飞给我们讲故事。由于整天在市局刑侦、户政、治安、监管等各个部门奔波，我们总能从大飞那里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则发人深省，按照惯例，酒足饭饱，大家都鼓噪着让大飞开坛论道。众意难却，大飞只好点燃一根烟，边吞云吐雾边开始给我们讲他在看守所采访的两段亲身经历。
第一件事发生在分局看守所里，当时江北分局抓住了赫赫有名的公交贼王，据说那家伙是江北一带所有公交车上大小盗贼的头目，警方一直想抓他却苦于证据不足，后来警方在破获一起治安案件时，一个嫌疑人透露出此人五年前曾策划过一起抢劫案，于是迅速采取措施将其抓获。
大飞去采访这起案件，那位贼王被看守从监室里提了出来，靠在凳子上，一只手轻轻举起来遮着阳光，虚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大飞，然后用肯定的语气问道：“你是《警方视点》的吧？”大飞正在找笔，闻声一惊，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贼王道：“你们的电视节目我每期必看，你的样子我还真记熟了。说真的，只要你们警方一有什么行动我们马上就提前知道了，我还让我的手下都看呢！最近，你们是不是打算搞‘三项教育’啊？”大飞服倒。
贼王接着问：“你和抓我的警察熟悉吗？”大飞冷笑一声，不语。贼王接着说道：“帮我说个情吧，事成后这几家酒店的股份给你一份。”接着报上本市几个酒店的名字，听得大飞真有些心惊肉跳，连忙厉声喝止住他。
贼王最后被区法院以抢劫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令大飞震撼的是，仅仅在半年后，大飞去出席一个朋友的婚宴，正喝得高兴，大飞突然注意到邻近桌一个人在不时朝他举杯致意，大飞一看，居然是那贼王，那人冲大飞意味深长地一笑，大飞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还有一次正赶上“六·二六”国际禁毒日，每年这个时候，一部分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毒贩都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大飞在临刑前夜去采访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贩毒者，大飞赶到时，民警刚把最后的晚餐给犯人端上来，由于监室里很热，犯人光着膀子盘腿坐着，大飞见状，把上衣也脱了，光着上身和犯人相对而坐，说：“咱们边吃边说吧。”犯人可能没见过大飞这类型的警察，顿了好久后才打开了话匣子。
犯人才三十出头，一提起自己刚上托儿所的儿子就泣不成声，对自己运毒的行为更是后悔莫及，最后犯人向大飞提出请求道：“干部，麻烦您把这封感谢信交给你们领导，我很感谢这里的管教干部王勇，在这里呆了那么多天，就他把我当一个人看，从来不打我和骂我，没什么事还陪我唠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被人尊重是多么多么珍贵的感觉，我文化不高，也请你帮我把错别字改改。”大飞郑重地把信接下。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犯人一筷子也没动那些菜。
讲到这里，二胖多了句嘴：“死刑犯最后的晚餐一般是什么？”大飞斜了他一眼，道：“鱼香肉丝还有家常豆腐，老子自那以后再也吃不下这俩菜，闻着味道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会被拖出去毙了。”
听完大飞的故事小胖大发感慨：“其实何必要处决这帮人啊，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完全可以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打断了小胖的话，说：“你小子总是无原则地去同情弱者，现在他们被判了死刑当然像是死老虎了，可是你想他们去贩毒的时候难道没预测到自己要被判死刑？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弄的这些毒品会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二胖也在一旁插话：“对那些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人，国家当然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他们的生命，否则那些杀人放火的家伙可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大飞也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争论：“我看过那些即将被处决的人的情状，有的是死不悔改死有余辜，但有的的确是非常真心地在悔过，有些人给父母和家人写的绝命书经常看得我和看守民警们都热泪盈眶。这个时候我也常常在考虑死刑对打击犯罪是否真的那么有效，是否有违反人道之处。”
早早见大胖一直没发言，就出来打圆场，说：“大胖他们医院也负责戒毒，我们还是听大胖说说他们那里的情况吧，也好知道那些贩毒的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恶。”大胖知道早早是怕大家为这个话题吵起来坏了聚会的气氛，因为毕竟大家所处的部门不一样，对刑罚效果的看法和角度也不一样。于是大胖开始给我们讲他在戒毒所遇到的一些故事。
“其实很多人对我们那里的吸毒人员都感到神秘。常常问我他们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我一般都以两件事为例子。第一件事，我接触过的一个女戒毒人员，年轻、漂亮，曾是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当年经常在沿海一带演出，收入也很高。但染上毒瘾后，花掉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并多次被送强制戒毒。家人为了挽救她，将她送到神农架的深山老林中，希望那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能帮她戒除毒瘾。呆在深山里的那几个月倒也平安无事。接近年关时，家人决定接她回来过年。接她的车刚上高速公路，手机刚有信号，她便迫不及待地给晴川市的毒友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好‘货’。”
“第二件事，某吸毒人员家属多方打听，得知某县为无毒县，当地公安机关一直未发现当地有吸毒人员，于是将这个人送往该县。那家伙中午到那里，吃过饭后出去逛了一圈，短短的两小时里竟找到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半年后才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对于这些人，我们哀其不幸，但更多的是怒其不争。每念及此，我总想起海岩小说里面的一句话：‘毒品不除，永不瞑目。’你说我们每年多少缉毒民警牺牲在反毒的斗争中，为了让那些人能戒除毒瘾我们医院耗费了多少精力。什么人道、正义一类的大道理我不懂了，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后我只明白一点，在禁毒问题上我们警察只能无情打击，坚决扫除那些团伙。”
大胖一口气把话说完，脸涨得通红，大家很少见他那么激动，也不好再争执什么了。其实，半年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岗位都有了与众不同的经历，虽然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还显出初出茅庐的学生气的幼稚，但所有的经历都是笔财富，每次这样的交流都让我们对我们的行业增进了了解，互相之间提供的那些视角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体验和对现实社会的感知能力，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孩子们所缺乏的。
聚会结束后朋友们各自返家，大飞见我家住得远，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屋里将就一晚，于是我们沿着临江大道往他家走。
此时已近夜半，大街上空荡荡的没什么行人，我突然想起一年前借着路灯的光亮在巡逻车看书的那些日子，感觉那些场景和画面仿佛就在昨日，已经牢牢定格在自己的脑海，我扭头对大飞说：“大家现在的日子虽然依旧艰苦，但和刚分配的时候相比已经算不错了，怎么着所有人都还是在默默向上游。”大飞看看我：“是啊，一年前这个时候自己也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跌乱撞呢，不知道闹过多少笑话。”
“不过听说局里马上要搞整风了，你最近言行都要注意一下。”大飞突然冒出句题外话来。
“整风？”我疑惑地问了一句，说实在的，对此词含义的理解我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大飞点头确认：“据说是厅里要求的，马上我们市局也要开始全面实施了。”说完从包里拿出一份安排表给我看，我粗略浏览了一下，看到里面有这样的字句：“……对问题较多的班子要进行调整，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撤换；对分离出来的后进民警，要举办不少于两个月的离岗培训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不合格的民警予以辞退，对‘害群之马’坚决予以清退。……”
我抬头看看大飞，说道：“真要是如此的话，要动的干戈还是很大的，可是咱们整个市局里各种人事关系盘根错节，那么多侯爷王孙的公子小姐，能动得了么？”大飞冷笑一下：“那还不简单，除了那些又有问题又没背景的，拿我们这帮新来的开刀不就成了。”我骂道：“哪有这么黑的事情啊，其实这些年来这种运动搞得还少了？也没见怎么动真格的。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老实做事不乱来，天上也不会掉下块板砖把咱们给砸着啊。”
大飞突然严肃地看看我：“你最近读过历史书么？”我一愣，回答道：“偶尔看，才看完半卷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怎么了？”大飞一乐：“建议你有空多读读中国历史，别老他妈把自己搞得像知识精英似的，就知道读些洋人的家长里短。”我点点头，不大明白大飞怎么扯到这里来了。一路就这样随便闲扯着，转眼已经走到了大飞家楼下。
第六部分
我接着大军的话说道：“上边是不是老看我们不过眼啊，每年都搞点新意思出来。我这才参警两年，又是警示教育，又是素质教育，才隔几天又是素质教育回头看……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像一个娘生的，全部都要分学习动员阶段、查摆问题阶段、落实整改阶段、建章建制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活动有方案，阶段有小结，中间要汇报，随时会检查，结束得总结。现在又要搞教育整风了，也就是在前边基础上加了个离岗分流培训班嘛。我看美国警察也没有一天到晚教育学习啊，人家还不是运作得挺好……”
机关里的传染病和黑色眼眸中的希望
五月才刚刚过了一半，局里果然开始就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进行整风，科里专门开会传达了上级精神和整风计划。黎科长念完文件，环顾众人道：“你们还有谁不明白么？”大军长叹一声，合上正在阅读的报纸，说道：“明白倒是明白，就是不知道哪些人又要倒霉了。”老江把眼镜取下来，微微一笑看了看我。
我接着大军的话说道：“上边是不是老看我们不过眼啊，每年都搞点新意思出来。我这才参警两年，又是警示教育，又是素质教育，才隔几天又是素质教育回头看……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像一个娘生的，全部都要分学习动员阶段、查摆问题阶段、落实整改阶段、建章建制阶段、总结提高阶段。活动有方案，阶段有小结，中间要汇报，随时会检查，结束得总结。现在又要搞教育整风了，也就是在前边基础上加了个离岗分流培训班嘛。我看美国警察也没有一天到晚教育学习啊，人家还不是运作得挺好……”
“注意一下你的发言，别忘了你可是党员。”关科长打算打断我的话，我抬抬头，看见包括黎科长在内的其他同志都摆出要听我说下去的姿态，就把话题继续下去：“每次咱们每人还得专门发一个专用笔记本，记录每次的学习时间、内容，撰写心得体会，自查材料，一个个像右派一样查找自身存在哪些问题，产生于思想上的什么根源，如何通过学习认识到错误，下决心该怎么改正。我妈上次看到我那本子上的内容还以为我心理有问题呢，说我怎么故意把自己说得那么不堪，我说没办法政治处得检查呢！把老人家给吓一跳……”
这时候小齐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我这才发现自己话的确说得多了些，连忙关住了话匣子。黎科长看看正装着看报纸没听我说话的关科长，清了清嗓子道：“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既然这一切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的，我们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大家最好认真对待这次整风，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力度比哪次都大，无论效果如何，也算是上级要表示的一种姿态吧，大家都要好好配合。”大家齐声称是。
整风运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在市县两级分局开展起来。每个周四大家都停下手头上的工作聚集在一起学习上级传达的最新文件，每次所谓学习无非是黎科长把文件念一遍，然后再由关科长给大家读读当日《人民公安报》上面的头条文章。
那段时间自己正在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文中提到中国传统上一直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机制，或者说没有数目化的管理，任何政策在实施中都不得不打折扣，甚至于贯彻过程中被无形化解。偶尔我会把这些叙述和正在经历的现实结合起来考量，觉得很多历史传统倒也并非随时光流逝而变迁。
六月初，分离培训阶段开始了，市局每个单位都下了指标，要求各部门对照最初的标准分离出若干后进的民警，统一到警校接受再教育。有些分局据说已经报出了名单，我打听了一下，被分离的人里面有酒后开车撞了人的，有刑讯逼供打伤人的，也有出过经济问题的。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开心，跑到办公室对大军说：“好像没那么恐怖，人家分局报上去的都是些有问题的家伙呢。”大军把笔一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啊？那些被分局报上去的都是前几年出过事的，早就是死老虎了，多打几棒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处除了个别队里有这样的人，这几年都没出过什么事，现在是每个科室每个大队必须交出去一个，按指标完成任务。你光看别人有个屁用啊！”我这才恍然，可是认真一琢磨，觉得还是不大可能把屎盆子扣在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身家清白的学生身上，也就没把大军的话太当回事。
六月三日，市局各部门的分离名单纷纷出来了，很多是我们这一批的大学生。我想到大飞在政治部，忙打电话去向他打探内部消息，大飞说自己都很有可能被拿去凑数，现在心都还在悬着。
再挂电话到老单位问刘队有没有哪位战友被分离了，刘队笑而不答。小毛接过电话对我说，分离名单出来前夜刘队就把大家接出去大喝了一次。席间，他说自己这些年没能带整个中队做出成绩，一直感到很内疚，队里现在按照指标得有一个人被分离培训，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叫谁去也不好，所以大家就都不要和他抢了，由刘队自己去顶这个指标。中队十几个汉子在那一刻全部痛哭失声。
我的心情愈发沉重，突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阿理。他告诉我上级已经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但是要求报告批下来前他必须去顶本处的一个分离指标，我问阿理：“这你都答应了吗？”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