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听大军打电话说小齐果然把那个老师请来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指导，并专门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个教室反复演练了讲演的技巧，甚至连目光怎么转移，不同时段盯什么人看都操练得炉火纯青。我对大军说：“小齐这回对法制科的领导岗位可真是志在必得，不过越是这样我越是怕他失败，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大飞常说我是个乌鸦嘴，在二○○一年那会儿说什么应什么，小齐的命运果然被我不幸言中了。周一一进办公楼，就看见一楼大厅的黑板上贴着任前公示的布告，上面清晰地写着老江同志即将被任命为本处的法制科副科长，请对任命有意见的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将意见反馈到纪委或政治处云云。我在黑板下张大了嘴巴半天没说出话，这时候大军从后面过来，我忙指给他看，他也愣了一阵子，然后说：“世事如棋，我们连棋盘都上不了的人是说不清楚的。这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除了感情的事情就是机关里面的人事安排了。”说完和我摇着头上楼去做卫生。
后来据本处的消息灵通人士老潘透露，老江的一位堂兄在其竞争上岗期间刚刚由其他省市调来本市担任市委常委，在和局里一位主要领导吃饭时故作不经意地打了下招呼。于是局里马上宣布由于本处法制科属于对案件把关的主要部门，其科长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比较妥当，后面的事情自然顺理成章，法制科副科长的岗位马上由等待竞争上岗的岗位换作上级指派。领导为此还专门找小齐谈了话，并鼓励他年轻人还是很有机会、大有可为的，小齐是何等聪明的人，吃了再多的黄连也死撑着拍胸脯保证自己坚决支持和理解上级的决定。
过了几天老江的任命就下来了，虽然这次竞争我和大军帮了小齐不少忙，但是谁担任领导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样。那天上班大家都忙着帮新领导江科长搬桌拿凳，将他的东西都运到隔壁的科长办公室去，这其中，小齐是最为卖力的一个，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绪和不满。
老江也像换了个人，对小齐总是客气有加，不时拍着他肩膀鼓励他好好干。眼镜也由有框的大厚镜片换成无框超薄的了，东西搬好后大军一不小心叫了声江科长，老江连声说：“别，别，我还是习惯你们叫我老江。大家可别生分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现，真要再叫人家“老江”，尤其是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江的脸色也开始有点不大好看了，从此大家都以“江科长”作为通用称呼。
老江以前的位置很快由从侦查大队调来的小范接替，小齐除了忙他的案子，每天空闲的时候继续临帖练字，办公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而我也从这件事情再次领略机关里面的为人之道和生存哲学。
二○○一年八月，上级要求在经济战线上也要开始严厉打击金融、财税犯罪的活动，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国庆到来前积极做好追逃工作。
这一年，“网上追逃”成为报纸上频繁出现的词儿，所谓“网上追逃”，就是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在逃人员信息库”或者将在逃人员的资料存入若干张光盘中，利用专门的信息系统进行搜索、检索和比较，使被发现的在逃人员迅速被缉捕。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电脑网络基本实现了互通，很多在逃多年的罪犯在“网上追逃”的专项斗争中纷纷落入法网。
八月十五日，黎科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照例传达了部里最新的精神，然后对我们这帮小伙子谆谆教导：“你们这帮小子也太懒了，每天看完案卷就坐在办公室闲扯，从今天起只要手上没案子统统给我下到分管的队里去蹲点！”
我和大军相视一笑，都想，这下总算不用在办公室里坐班了。我连忙挎着书包去了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这段时间小齐情绪不高，一直是我代他跑这个队的案子。一进屋，我就发现大队的同志们个个笑逐言开，我纳闷地问道：“莫非这个月季度奖提前发了？”大队长老黄握着茶杯对我说：“这可不，比发了钱还高兴呢！”我忙问缘由。黄大队长这才给我讲起他们大队是如何在追逃斗争一开始就逮到一只“大老虎”的。
被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张勇，这家伙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和别人合伙通过伪造金融凭证骗了本地的一家大银行两千多万，拿了钱就躲得没影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我们处挂号前几位的逃犯。追逃斗争刚开始，我们处指挥中心就接到北京市局那边的电话，说张勇在那边被逮着了，叫我们处派民警去领人。
一直负责侦办此案的黄大队长乐坏了，觉得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馅饼。连夜派民警北上，进京后我们这边的人大拍北京同行的马屁：“为了抓他我们算是手段用尽了，怎么被你们逮着的？居然还是在咱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同志的回答让我们的人啼笑皆非，原来张勇把骗来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决定往国外跑，遂约了联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面，搞笑的是此人这么多年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居然拿了一支大瓶雪碧在纪念碑下焦急地逡巡。很快就被巡逻民警给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马上就被带走了。经过和网上逃犯信息系统核对后发现这家伙还是一督办的逃犯，就把他扣下了。据说侦查员把嫌疑人往回带的时候，那家伙一路都在唉声叹气：“我为什么就不多关心下国家大事呢？”
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是极少数，黄大队长高兴了一阵子就开始发愁了。他告诉我现在处里急着抓专项斗争中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各个大队也互相在比学赶超，自己虽然拣了个大便宜，但和其他几个队的成绩比起来未必就强。我坐在他办公室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说：“不是说各个大队现在都能去抓卖假发票以及非法出售发票的么，满街都是，为什么不去捞呢？”黄队长叹道：“我们当年可是两百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现在居然为了完成任务得满街去和发票贩子打交道。”
各个大队为了完成任务蜂拥往各个车站、码头去抓人，烈日炎炎，无数侦查员把头都转晕了也没有收获。但人海战术毕竟有效，接近月底的时候，卖假发票的几乎被我们处和各分局的人给抓光了。大家只好又开始打卖假文凭的主意，大批侦查员马上又得化装成学生或者待业青年顶着秋老虎的炎热去打秋风，可是抓回来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外围发名片的，很少能捣毁窝点或者抓到幕后的主犯。
一次，黄大队长他们连续蹲守了一周，终于把一个制造假文凭的窝点给端了。我对制造假文凭的案子很好奇，跑去看了看侦查员们从窝点里抄回来的赃物，发现假文凭居然以二流大学的居多，而专业也多为文科，尤其是什么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二流大学文凭的定价居然比一流大学的要高，我笑着问犯罪嫌疑人：“你们造的假东西里面怎么没有清华北大的啊？”犯罪嫌疑人说：“我们造这个玩意也是看顾客需要的，清华北大太牛了，没几个人敢要，否则太容易被揭穿了。相反那些二流大学，名字报出去也好听，学校名声也不显得张扬，要的人也就多一些，所以收费也高。”我听了后大长见识，仿佛重温了一道论证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
黄队长拿着几张假文凭问我：“就这几张薄纸片子值那么多钱？”我笑着说：“那当然，花个两百、三百的买个破本就省下几年寒窗苦读的工夫，还不用掏钱到学校去受盘剥，谁不愿意啊？”黄大队长说：“其实照我看，有些买假文凭的人啊，水平还真未必比你们这些拿真文凭的低，只不过风云际会，时势没能造英雄而已。”
我觉得黄队长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逗他说：“其实现在有这么个说法，这个世界上的文凭有四种，分别是真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假的假文凭。第一种人有真材实料，又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拿文凭是水到渠成；第二种人属于自学成才，苦无文凭，又不适应考试，不得不找人做文凭应急；第三种是有钱或有权，买张正规的文凭当门面；第四种是不学无术，无钱无权又眼红，做张文凭混一混。您不是刚在党校读了个研究生么，看看自己是哪一种？”黄队长大怒：“我当然是第一种了，真才实学外加货真价实！”“得，您还不如假包换的呢！”我呵呵笑着离开了大队长办公室，去看侦查员做的询问笔录去了。
留置室内，侦查员正累得口干舌燥，见我进去了一个劲地诉苦，说屋子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同乡，个个性子都硬到极点，怎么审问都不开口，几个从刑警队调来的侦查员恨得牙痒想动手，被我们几个硬拉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劝他们文明执法效用也不大，只好说：“都干什么呢，为了一点点案子的事情把别人打出事情了，害得自己脱制服下岗坐牢值得么？”那几个同事这才悻悻地停手。不过说实在的，那几个犯罪嫌疑人都出自南方某地，当地民风的确以顽悍著称，那一晚上下来还真没有一个开口的。
一年后我出差到那个城市时曾问过当地一个朋友：“你们这里真的都是往全国各地输出卖假文凭的？”他说：“你才知道啊！我们这儿就是一造假窝点。现在都不兴造假了，直接骗。比如办证，接了电话就是‘你给我打一百块钱，然后把相片放到某某地某某石头下面’，完了第二天再说‘不行啊，你那相片不行，要再造，再给我打五十块来’等等，其实就是一去就把那石头下的相片给扔了！他接电话的时候还在打桌球呢……”
校园桂花香、心灵捕手和与爱情无关的艳遇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考什么试都喜欢找个伙伴，比如说考研，当年一定要把安翔拉着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这样既可以互相鞭策鼓励，也能够查漏补缺。这次司法考试我就缠上了大军，大军因为老婆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参加下一次的考试，但架不住我连鼓励带讽刺的激将，只好和我一起去买了教材，算是成立了司法考试的临时互助组。
当时警察部门还没有司法考试的风气，同事们听说我们打算报考大都觉得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情干，江科长常常在我们看书的时候绕到背后眯上眼睛看上半天，临踱到门口的时候抛下一句：“人家是要去做法官的人啦，我们公安的小庙留不住呢！”把我和大军呕得半死。
不管老江怎么瞧不惯，我毕竟已经算是经过运动考验的人，总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有事做事，没事就看书。大军则有点撑不住了，老是问我：“上班时间看这种书不好吧？”我反问道：“难道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看看法律书也是不对的？别人看报纸嗑瓜子练字唠嗑就是正当工作，我们钻研业务莫非也是错？说到底还不是看不惯年轻人求进步。”大军想想觉得也是，便也不理会别人的嘲讽用心看起书来。
九月初，案子渐渐少下来，学校也开学了。每天下班后我都骑车去学校上自习，反正一个人回家也是看看电视打打电话，还不如好好利用起来。
一个秋风送爽的夜晚，我洗完头后跑到学校的自习室做模拟题，那段时间自己买了很多参考书，可惜大多是过去陈年旧题的汇编，做着做着就腻味了，最让我郁闷的是同样一道题，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书标准答案也不一样，而解析的思路却又总能自圆其说，不禁让我大骂编者见利忘义，出版社误人子弟。
题目做得不顺心，我把笔一丢，靠在椅背上肆无忌惮地观察自习室的美女，也许是因为刚开学的缘故，美女们大都忙着和久别重逢的室友或者男友逛街购物去了，自习室里居然都是雄性。
突然，我看到前三排有一个熟悉的背影，走上去一拍，我看到多次在我噩梦中出现的那张脸：大胖！
走出自习室，我和大胖在弥漫着桂花香气的校园散步。“离开校园都快三年了，没想到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连自习室都还是那么亲切，真怀念啊！”大胖一反往日的粗鲁，变得有些伤感了。我笑：“你小子是怀念校园的女生了吧？”
大胖又恢复了常态，要把我拖到花丛中进行修理，后来发现里面有若干男女正在亲热方才作罢。我问大胖：“好好的怎么跑大学校园里面怀旧来了？”大胖说：“没什么，只是突然很想看看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天，难道追个女孩子还要动用这么大的规格去从学理上着手啊？”我惊讶地问。
大胖怒视我：“你小子饥渴得发疯了吧，老想着追女孩子。我跟你说的是正经话。”他接着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在110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自杀的案件吧？”我说记得，并提了那次心理专家把一个杀人犯从高楼上劝下来的案子。
大胖说：“我们那里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的某个月，先后有14人从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现在社会竞争太激烈，各种矛盾都容易激化，很多人由于心理问题都会走极端。”我好奇地问大胖：“那你说这些自杀的人是不是心理都有问题呢？比如抑郁症什么的。”
大胖回答道：“一部分人是，你不知道，精神病中的抑郁症已超过肿瘤等疾病而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第二大‘杀手’。这种病发作时，患者会感到心境极度低落，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有时会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等。而且他们自杀的‘信念’十分强烈，会利用一些常人无法想像的方法结束生命。例如，他们可以用一脸盆水使自己窒息而死，或是把床单撕成条把自己勒死在床头。对于这样一心想死的人，他们的家人往往是防不胜防的。”
我倒抽一口凉气，问道：“难道这些自杀的人都是精神病？”“胡扯！”大胖说，“其实正常人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失调或轻微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咨询与指导，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点点头，说：“你打算拥有这一技之长，然后离开队伍去当心理医生？”
大胖说：“那倒不是，我很珍惜我这身制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打第一天穿上制服，我就觉得很激动，觉得好像穿上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首先是一个警察，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直以来，我都把香港电视里面那些职业的谈判专家作为我奋斗的目标。不过最让我受刺激的不是那些当着我们的面自杀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我问。
大胖回答：“是啊，你应该听说过刘德周、杜书贵开枪杀人的案件吧？”
我说知道，那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公安败类，随意开枪杀人，把队伍的名声都给拖坏了。
大胖说：“是啊。我们总是在自己人犯事后站到齐声谴责的那一方，却没有考虑到开枪杀人背后的东西。咱们警察每天都在与潜在的罪犯打交道，跟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有很大距离，如果这种心理得不到有效疏导，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态的畸变。许多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得极为自然，他们的心理障碍常常只表现在一个大家忽视的领域，因此不但别人把这些人当作完全健康的人看待，他们自己更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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