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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有些同志对陌生人一概觉得有违法的嫌疑，这种心理定势同时不断形成心理暗示——对所有的陌生人都不能太友好。这种怀疑心理外加外界的压力都很容易造成警察心灵的扭曲和冲动。我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在局里设置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当然，我不是说像某些单位那样找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网上开个咨询热线就成了。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医生组成，而且独立、高效、不偏私。他们以定期与不定期两种方式为民警提供心理服务，并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对警察们的心理状况做如实记录，以此判断他们是否有心理问题而不适合于警察这种工作，或者某警察在某一段时间内暂时不适合工作，应当调养。心理医生同时还应当经常性地注意警察们整个家庭的心理卫生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提供服务，否则警察的家庭成员心理不健康，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受影响。”
我在一旁认真听大胖说话，越听越觉得自己平时真是小看了这个庞然大物，一直以为他又霸道又爱慕虚荣，没想到在安康医院的两年磨炼使他产生了那么多想法。虽然我做110目睹那些我面前消失的生命时也曾产生过做一个谈判专家挽救他们生命的想法，但那毕竟是脑海中的灵光一闪；而大胖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为之而发奋努力，这着实让我佩服。
其实做防暴警察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如果要减少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光把一线民警的枪收上去集中保管是很愚蠢的，那样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牺牲，关键还是要对民警的心理及时地进行疏导、治疗，发现问题早解决。同时在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的同时关注普通警察的生活和心灵健康，别一出事情就搞运动，出了事情就换个名目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只能造成恶性循环，队伍的士气也被弄垮了。
我和大胖一直交谈着，不觉间到了男生宿舍楼下，这时已经是夜色阑珊，我们俩正准备各自回家，突然听到男生楼传出一阵阵欢呼的声音，那种欢呼声渐渐沸腾起来，直到震得我们整个耳膜都发胀，职业反应让我以为楼上马上就会有无数瓶子砸下来，忙拉着大胖就跑，结果跳到路边一看楼下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呵呵一笑：“敢情现在赢了球不兴闹腾了啊，我们那会儿寝室楼下早就瓶子遍地开花了。”大胖纳闷地问我：“不对啊，今天好像没有比赛啊？十强赛的赛事日程我可是每天都关注的。”我观察了一下校园里喧哗成一片的情况，说：“看这激动劲儿，只可能是十强赛提前出线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狂震，我连忙找个安静的角落接听，电话里大飞语气激动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儿了知道么？几个家伙劫持着波音飞机把世贸双塔给撞垮了，据说一下子就死了几千人……”
这一天，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几年后我想到这天晚上的情景，仍然觉得在他人受难的时候选择狂欢是愚蠢和可鄙的，因为欢乐和兴奋可以在瞬间结束，而由此激起的仇恨却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去化解，面对那些把上千条无辜生命作为自己的信念、仇恨、宗教供奉的恐怖行为，无论作为军人、警察还是普通的学生，我们都应该同仇敌忾。
司法报名和正式考试的日期迟迟未能确定，自己学习的劲头也被慢慢地磨钝了。一晃眼又是金秋十月，案子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案件的审核上来，由于小齐被市政法委借调去写材料，黎科长正式同意我审核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件，同时让我继续负责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案件，能够有资格审查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所以自己干起来也分外有热情。
经济犯罪案件不像普通的刑事案，像杀人强奸一类的案子，往往是简单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加上一定的伦理裁量，基本上确定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相应的证据就可以定案了。而经济案件即使人赃并获，罪与非罪的判断也常常让我大伤脑筋。以前在科里，大家常常为案件的定性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都是因为公事，所以互相也能体谅。
我一直有好胜爱辩的习惯，每次和同事争论法律问题一定要分个清楚，即便当时没谈好事后也一定要论个明白。老江以前虽然是老资历，遇到法律问题也是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可惜自打当了领导后性子也渐渐转了，常常和我因为案子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一次，我又为一个商标侵权的案子是否构成犯罪和老江发生了争执，结果老江一怒之下摔门而去。事后大军严厉批评教育了我：“我们当时帮小齐找礼仪老师的事情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巴传到老江那里了，他就总以为我当年是和他对着干了，当了领导后又爱面子，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谁知道哪天又在哪条沟里翻了船呢？你小子太倔了，老跟他顶牛做什么？”
我回应道：“要是为了那点面子我何必和他过不去啊，问题是不争的话那些本来就没罪的人不就关进去了么？同样的道理，应该关的人他要是不同意关我还是要和他争。”大军拿我没办法，对我甩下一句：“你小子啊，在公安局呆长了啊，迟早会有牢狱之灾。”
那些天正好黎科长出差，为了不和老江发生冲突，我只好借口学校课程紧回去上课。这时候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二年级，所开科目大多是些专题，每堂课都能让我大受启迪，老师点名也很频繁，所以也不敢像一年级那样借口工作忙而经常明目张胆地逃课。
那段时间，一位著名的刑法教授给我们讲解洗钱罪，提到现在很多罪犯都利用设立皮包公司和地下钱庄等方式把犯罪所得合法化，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并指出全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例以洗钱罪入罪的判例，这其中既有立法的制约因素，也包含很多执法上的障碍。我想了想自己办的一些案子，还真的都或多或少存在追赃难或者“黑钱”“白钱”混在一起无法辨别的困难，不禁对洗钱这个课题产生了兴趣。
下课后，一走到校门口手机突然响了，一看原来是大胖来电，正打算接电话手机电量开始报警。那段时间我手机屏保上被我很恶俗地写着“天高任鸟飞”，结果手机一报警下面就显示出一行小字“电量不足”。两相对照，让我大骂晦气，只好在路边找一公用电话给大胖打过去。
大胖在电话里说我托他打听的那个人问了几所监狱和看守所的朋友，别人都说查无此人，并问我和此人是何关系，我笑笑说有空再给你讲这个故事。正聊得开心，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材高挑、面孔秀丽的女孩，正满面绯红地望着我，我暗想我不认识她呀，忙问道：“同学你是想用电话吗？”那女孩子羞涩地摇头，我想她莫非是找我借钱，哎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算是骗子骗我也值得呀。我露出一副虚伪到露骨的样子问道：“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心里开始为一段设想中的奇缘做种种高尚和不高尚的设想。只见那女孩子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认真地对我说：“同学，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的钱包被人摸走了……”
我大惊失色，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果然不翼而飞，浪漫邂逅和一见钟情的设想顿时灰飞烟灭，忙追问道：“小偷呢？”那女孩子看着我有些犹豫，我知道她是害怕别人报复，忙掏出警官证说：“你别怕，我就是警察，快告诉我小偷在哪里我去把他抓住！”
那丫头看到警官证后反倒释然了，目光变得有点蔑视：“你还是警察呀，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那个人都跟了你老半天了。”我急得简直快跪在地上了，钱包里可装着我所有的银行卡和一个月的工钱，只好忍辱负重：“同学，是我不小心，求你快告诉小偷是谁吧？”那丫头后面的话快把我活活气死：“已经晚了，你刚才给我看警官证的时候他刚上了一辆摩托车走了。”
第八部分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大学时代的生意经和归去来兮的钱包
回单位后到黎科长那里开证明，被他大骂一顿：“你小子在巡警队和刑警队都白呆啦，居然连钱包都被小贼摸走了，以后出门别说自己是警察啦！”我本来就觉得没脸，被骂了顿更觉得面上无光，只好拿了本司法考试的习题集去冲淡郁闷。
钱被偷走倒没什么，把裤带勒紧一个月就可以凑合着过了。但所有的银行卡都要重新办，我去发卡行一问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这七天莫非得借钱度日了，回头找大军借钱，大军问明是银行卡的事情便骂我：“你是别的警种倒也罢了，身为搞经济犯罪的警察居然还得去给银行当孙子真是太丢人了！这帮小子老找我们帮他们讨钱，还敢不给我们办个卡？”说着便介绍了晴川市商业银行江南支行的一位刘主任给我认识。
我打电话约好了时间便去找刘主任，他倒是个爽快人，听说我是大军介绍来的就更是热情，很快叫人把卡的事情办妥了，还说明天就差人给我送到单位去，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说自己过来拿就好了，刘主任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平日里不知道帮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后还是会有很多事麻烦的。”我只好客套着答应了。
晚上打电话向大飞诉苦，他听说我钱包被偷了先是大怒：“他妈的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呀？”接着就是例行公事般地哀其不幸和冷嘲热讽，最后大飞说：“我和那一片儿的派出所很熟，回头帮你问问看有没有下落。”我说：“得了吧，我又没报案，再说传出去也挺丢人的。”大飞坚持要去试试，我就说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也不抱指望。
大飞接着对我说：“有件事情你这个学经济的帮我参谋一下吧。我熟悉的一个开发区的户籍对我说，打算帮我投资弄点外快。”我骂道：“狗日的，你不会跟他们去弄黑钱吧？”大飞说：“不是，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说帮我搞个指标在开发区那里弄几亩地。”
“你小子不会穷疯了搞个农场去种地吧？还是中金庸的毒太深学杨过和小龙女搞些小鸡小鸭养殖的副业？”我诧异道。大飞急了：“你他妈听我说完呀，我先弄块地，然后在上面随便搭几所破棚烂房子。政府马上就要在开发区大兴土木了，几所高校也正在扩建，到时候我们的地肯定要被征用，房子也要被拆，那补偿费算起来一转手可就是十几万呢！”我听了后觉得这倒也算是一生财之道，但是总有些挖社会主义墙脚之嫌，就劝大飞还是先放放。大飞权衡利弊，也觉得委实有些缺德，便推掉了。
挂了电话我也开始琢磨着做生意的事情，那段时间经常被一些同事莫名其妙地宴请，到的场所档次往往也不低，酒足饭饱之余我们会被暗示性地告知同事们在该酒家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再三嘱咐我们多来光顾，广拉客源，让我暗自感慨咱们队伍里倒也不乏大胆开拓进取的创业先锋，而自己要关系没关系要资金没资金实在不是经商的材料。
不过说句实在话，在大学里自己倒是首批探足下海的吃螃蟹者。那时候我的主营业务是CALL机。一九九五年的时候，CALL机尚是一种奢侈品，那时候如果谁的腰上别着那么个东西，哪怕是数字的，就有那么点傲视群雄、富甲一方的感觉，就好比今天背着个重重的笔记本电脑满大街转悠以标榜自己资深IT背景的白领一样。记得大一时有个室友买了一个可折叠的眼镜，说明书上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本品眼镜盒外观设计流行，别在腰上酷似BP机，可满足各界成功人士时尚需求。”真是叹为观止。
还有一个比较夸张的哥们儿，在地摊上买了一个BP机手表，每天坐在图书馆里女生最多的地方，定好时间，等“嘀嘀嘀”声响起来的时候再装作很不耐烦的样子跑出去复机，后来有个新闻系女生对他暗送秋波的时候，我就不怀好意地说：“既然这么熟了，留个CALL机号给人家吧。”
大二时CALL机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时尚品，当时感觉自己也是这股潮流中推波助澜的中流砥柱。因为我是最初为数不多做CALL机生意的人士之一，起码给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们装备过不下五十台CALL机。入行原因很偶然，有个朋友的家长是一个CALL台的市场部经理，那时候管制严，带机入网还需要购机发票，有一次帮朋友忙，抱着试试的想法和他联系黑机入网，结果对方不但满口答应，还给了我五十块说是佣金，并让我留心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回来后，那个朋友又请我吃了顿饭以示感激。那时市场需求非常大，于是不知不觉就做起来了，开始也还赚了些钱。当时卖CALL机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带机入网，二是旧机卖终免号。反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个差价。等尝到了甜头并选择好几个战略性合作伙伴，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客户越来越挑剔和专业，不再满意那些诸如“全功能”、“终免”等模糊的功能描述。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各式CALL机的消息，随便找个电话亭就能看见有些形迹可疑、含混不清的各地方言对电话另一方说：“对，摩托罗拉精英型两百台，下午交货，单价七百。”其实纯粹就是狗屁，那些人未必见过精英型CALL机是什么样子，甚至连一台都未必买得起。这些一传十、十传百的各种“走私”、“水货”CALL机在市场上根本没有成交过一笔。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写着“兹收到摩托罗拉火凤凰型数字机两百台订金五十元整。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收条，至今没有取回的原因是这个人随即就如凤凰涅槃般地化为灰烬消失在茫茫人海。
最后一笔生意是帮同学贝贝做中人卖一台CALL机给一个成教生（那个人叫王中文，贝贝当时给我留了一个条子“中文系王中文要买中文机”，我感觉像一幅上联），后来对方发现功能有缺陷蛮横提出退货，一语不和竟打了起来，差点动了刀子，闹得沸沸扬扬，双方都很下不来台，事情平息之后，大家也都觉得很灰心，慢慢就不做了。我大学时代的商业生涯也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十一月十一日，中国入世了。那天上午，刘主任就让人把新办好的银行卡送了过来，我又是倒水又是上烟好一番感谢。送出门的时候连声拍那位银行兄弟的马屁：“现在都WTO了，祝你们以后多赚点洋人的MONEY。”
正吃午饭的时间，大飞来了。这小子瞅着四周没人，随手把一样东西丢在我桌子上。我一看，大惊：“这不是我的钱包吗？”大飞得意地点上一支烟：“你点点看，少了什么没有？”
我检查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