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手紧缺，我又被借去办案。离司法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也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请假，只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金融诈骗侦查大队正好在办一起数额巨大的信用证诈骗的案件，我一听说是信用证案件，马上就跃跃欲试了，黎科长知道办这样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之一，就和队里打了招呼，让我参与办案。
当时，有一笔被骗取的资金被罪犯以频繁转账的方式调到了深圳，处里派我和侦查员老林去深圳出差，一方面冻结相关的款项，另一方面摸清剩余资金的流向。
这时又碰上春运后的人员回流，去深圳的人真可以说是千军万马，别说飞机了，连火车、汽车票都休想买到五天以内的。我心想，去不成也好，正好在家抓紧时间复习。可是案子由老林主办，他可等不得，托关系买了张“民工专列”的车票，然后死拉着我一起走。
所谓民工专列，据说是那一年为了保证过年返家的外地打工者能迅速便捷地回到工作岗位而专门开通的列车，报纸上吹了好久了，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再次体现。
虽然是民工专列，但只要有位置我自认为还是可以将就的，而且民工和我们还不都是一样的人，可是到了火车站的进站口我才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首先，乘坐民工专列的人不能在候车室等，只能在车站广场一片划定的区域吹着冷风候着，我和老林好不容易才看到旁边有个民警值班室，忙亮了证件钻进去，边烤火边琢磨着怎么快点进站，正往窗外乱瞄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大学同学大龙，我忙把他招呼过来，问他准备到哪里，他笑着说自己正打算去深圳找工作，这不跟着挤民工专列去深圳赶一次人才交流会嘛。我很高兴：“那我们不是同一辆车嘛！”
老林在旁边嘲笑我们：“还大学生呢，都是七十年代末生的人，你看看你们，一个大学毕业了做警察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一个哭着喊着要去特区淘金，你们看人家怎么过的，才二十四岁就拿了银行几百万和女朋友享福去了，读什么书呀？考什么试呀？”
我和大龙就不乐意了，我回应老林说：“哥哥们虽然穷，可是穷得有尊严，你别看那小子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可是这钱他花得安生吗？他半夜有我们睡得好吗？那小子纯粹是咱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生的这一批人里的败类！”老林正想抢白我，喇叭响了，让广场上候着的上千名民工或者非民工赶快列队到三站台上车，我们三个马上提着行李扎入了人流中。
进站后由于人多，秩序有点乱，正走到火车面前，一队武警战士突然拦住了去路，一个胳膊上戴着袖箍的小战士挥舞着警棍说道：“听我的指挥，快点站好队！”由于人声嘈杂，人们像没听到一样往前拥，只见那个战士照着冲在前面的人的肩膀就是一棍，然后大声喝道：“全部给我蹲下来！”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几百人像听到指挥一样齐刷刷蹲了下去，多年的外乡漂泊生涯使他们已经学会并习惯了屈服；一部分旅客有些不情愿，但看到虎视眈眈的武警，只好小声叫骂着蹲下；老林算是老江湖了，不想在外面生事，也一屁股蹲了下来，见我还傻站在那里，忙拉我的衣服角让我别添乱子。
小战士开始发出命令：“你们蹲着列好队，我叫到哪一队哪一队就站起来拿票上车……”突然，他看到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识好歹的人正傲然挺立，而且还在谈笑风生，丝毫不顾忌他的存在。
当战士让我们蹲下前我就已经很不舒服了。都是人，凭什么让民工专列的人在站外候车，现在又用对待罪犯的态度对待别人，让别人蹲着上车，这不摆明了侵犯人身尊严嘛，难道仅仅因为身份不同、坐的车不同就得选择不同的上车姿势？我和大龙都很看不过眼，决定不理会那小子。
小战士大声呵斥我们：“那两个站着的！叫你们蹲下听到没有？”说着用手按了按警棍，我冷笑一下，说：“我们膝盖有病，跪不得，也蹲不得。”那战士看我们也不像出门打工的，便不再理会我们，又开始用同样厉害的语气呵斥另一拨人。
七○年代末人的尊严、瞬间的百万富翁和民工专列（2）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大龙脸涨得红红的，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内心震撼，他大声嚷道：“别人没违法没犯罪，凭什么让人家蹲着，搞得像要去劳改一样。”我想拦他，结果没拦住。几个民工听了大龙的话，正打算侧身起来，突然看到几个武警战士正拿着警棍缓缓靠近，吓得又把头伏下。
一个战士过来拎住大龙的衣领：“你小子捣什么乱呢？”我一把把那人的手打开，骂道：“我还问你丫捣什么乱呢，秩序不好你就招呼大家整队好了，谁给你权力在这里吆三喝四的？”武警火了，照着我的胳膊就来了一下，疼得我差点坐在地上，大龙则飞起一脚踢在武警腿上，车站秩序顿时大乱，四五个武警和乘警都朝这边赶过来，老林看着事情要闹大了，忙大喊一声：“都给老子住手！”
老林站起身来把我、大龙和战士拉开，我没想到他小小的个子居然那么大的力气，一个武警从后面摸过来准备给老林一下，很快就被老林一个急转身把棍子给卸下了。只见老林在更多的战士扑过来之前迅速掏出证件，举得高高地喊道：“误会误会！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几个武警战士这才把已经准备砸下来的棍子停在半空中。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些蹲在身边的人的眼神，有不屑的、有反感的、有嫌我们没事找事的，更多的则是一种漠然，仿佛这些事情已经见多不怪，与己无关。那一刻我心中备感凄凉……
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我们终于上了南下的列车，整节车厢连座位下和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如果要上厕所的话起码得用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半截车厢，然后会惊奇地发现厕所里面起码并列站着六个人，想喝水更是没辙，热水器的管子都快生锈了。
坐在车上和老林聊天，我哀叹道：“其实那些武警战士有好多都是农家子弟，为什么穿上制服后就对那些同样从农村出来的兄弟们那么冷漠和无情呢？”老林问我：“难道你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穿上制服就没有一点特权感？”我不禁想起自己刚穿上警服就和阿轩一起横穿马路的往事，笑道：“是啊，别人老说权力可以让人异化。自己受了那么多年法学教育，有时候不知不觉间还就是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比如交警要是拦了我的车我心里就会老大不舒服呢！”
老林最后对我说：“这个制服还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一穿上它，本来挺好挺和气的一个人会突然变得蛮不讲理；但是真正遇到什么事情，它又让你意识到身上肩负着职责，有时候明明怕得要命，可就是那身制服、那种责任感偏偏就激励着你什么都不想就冲上去了。或许直到牺牲的时候，你自己都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老林说的都是大实话，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陷入了沉思。
第九部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黑钱洗白、警察教书和男女同行之禁止
在深圳调查取证的日子自己又一次见识到了经济诈骗犯罪中那些家伙的专业洗钱手段。本案主犯以伪造外贸销售合同和货物单据的方式骗取了晴川市某大银行四百多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将信用证项下货款贴现，汇入香港一家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支行开设的账户上，这一公司实际上为罪犯本人控制，又通过在汕头的一个姓赵的专业洗钱者，按赵指示将所有资金转账到香港的数家公司，随后由赵将美金转账给汕头几家专门为倒汇和洗钱设立的空壳公司在香港的账户上，再通过上述几家空壳公司在境内的交行、农行和中行等多家银行的账户上开出12张共计人民币4000。8万元的银行汇票，汇入由罪犯控制的深圳某银行的账户上，完成了美金转为人民币，将资金由境外转到境内的洗钱过程。
我和老林一个个清查核对，发现其中涉案的公司多半都是些连注册资金都不足的皮包公司，但是一旦罪犯需要，所有的皮包公司可以临时汇集起来集中一笔庞大的资金流。老林一个劲地惊叹：“没想到没想到，以前以为洗钱都是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玩意儿，没想到咱们国家也有人在玩，还玩得这么高明。”
深圳警方的同志跟我们介绍说，这已经是比较小的动作了，在潮阳的某些地区，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由人从伊犁的银行中提款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形成洗钱的黑链条。我和老林都觉得像在听天方夜谭了，我悄声对老林说：“看来我们在内地还是有点落伍了，这些方法和手段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啊。”老林回应道：“我们这些老家伙是应付不来了，还真得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去想办法对付他们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广东的同志笑着说：“你要是前两年过来，这里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让你觉得住满了人呢。”我忙问缘由。省厅的同志这才讲给我听，以前这附近的山上有一家很大的造假烟的窝点，附近一些酒店、餐馆实际都是造假者开办的，表面上看是过路司机进餐的地方，一般生意都很萧条，实际其账目上却是日进斗金，制假老板根本就不想通过开餐馆赚钱，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走账的形式将非法资金洗净，然后投入下一步的制假犯罪活动中。那酒店每天晚上所有的客房都灯火通明，实际上却只有很少人入住，其营造一种客满为患的假象也是为了通过走营业账的形式对造假得来的高额非法收入进行掩饰。
回晴川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把现在各类经济犯罪中的这些洗钱行为的手段、方式和特点全部总结出来就好了，起码可以为其他的同志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一些借鉴，心里暗自盘算着是否把经济犯罪中的洗钱行为和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的方法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从深圳回来后我就生了场病，病好后一看铅字就头发晕，望着还没有彻底解决掉的几门科目的教材我真是急坏了，只好把过去整理的要点笔记拿出来看看，好在手写体的东西自己还能勉强应付着看，在以此方法复习数天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考试前二十天买了一套专家串讲的VCD，每晚洗完衣服打完游戏后就仰躺在床上边闭目养神边聆听电视里传来的声声教诲，只到自己沉沉睡去。
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国家司法考试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考场门口等着进场，铁门半天没打开，我看看表才知道看错时间了，早来了一个小时，于是一阵阵指天骂地、捶胸顿足，只好先找了个可以坐的地方擦鞋，擦鞋的大姐一边擦一边问我：“老师，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呀？”
“她居然叫我老师？”我心中一乐，估摸着也许这里有很多学校的缘故，便说道：“都来参加司法考试的。”“那是不是考上了就可以赚大钱当大官啊？”大姐问我。
我随口答道：“那可不一定，考上了也不过是有个本儿而已。”
大姐费解：“那都考个什么劲儿呀，我看好多人都一大把年岁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是啊，我为什么参加这次考试呢？为了获得那个本儿？为了有机会走入法律职业群体，走进去以后又如何？做官？赚大钱？还是为擦鞋的大姐们这些弱势群体谋取公道？我突然想到火车站里那些蹲着的民工的冷漠眼神，一时间好像多了很多关于为什么学习法律的感悟。
铃声响起，考试开始，刚打开卷子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几乎一道题都做不出，直到十分钟后才转为常态，慢慢地应付起一道道案例分析……
下午的刑事法考试很让我费了些时间，走出考场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到第二天民法考试的时候，我做到这样一道题目时终于感觉自己的精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家的报箱出现了一包牛奶，显然是送牛奶的送错了，你随手把牛奶丢了。问这种行为如何定性，选项包括……
其实这道题并不难，可我已经抵抗不了滚滚袭来的困意，在我和它搏击了半天后终于不支……
正梦到自己骑鹤下扬州的时候我感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从鹤上推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监考老师，他压抑住愤怒轻声在我耳边说：“你要想睡觉可以回家去，或者直接睡到考试结束，可是请你不要打鼾吵着别人答题。”我连忙不迭地点头道歉，顺便致以谢意，老师则昂着头不屑地走开，在周围考生鄙夷的眼神里，我汗如雨下地继续答题。
考试结束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荡出考场，在门口遇到刚考完的大军，他问我感觉如何，我笑道：“两个可能：第一，差几分没过；第二，全市前十名。”大军说我完全在放屁，我说那你等着瞧吧，然后扬长而去……
司法考试结束后到法学院去查关于各国洗钱方面立法的资料，院里管教学的老师通知我学校规定本届研究生必须有教学实习的经历，考虑到我的工作情况，让我利用周末时间给分校的学生带几堂课，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因为做老师一直以来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梦想。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在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奢侈。
二○○二年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一走上讲台，我就把头天晚上琢磨出来的授课套路忘得精光，一时急得冷汗直冒，暗骂自己拿粉笔怎么比拿枪还紧张呢。幸运的是，由于有些司法实践经历，每种理论都能结合着各种案例叙述，学生们听得还算认真，当我讲述蔡老大的案子时，台下一个孩子接茬儿说：“像这种拦路抢劫的人就是该枪毙，判他七年真算轻了，照我的看法，做小偷的就该剁手，强奸犯就该阉掉！”
我看了看他还略显稚嫩的脸庞，说道：“如果你是一般人，我或许会为你的话鼓两下掌。可是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你说出这种幼稚和不理性的话来我只能深表遗憾。我一直认为，当社会追究个人责任时，特别是表现出过度亢奋的正义感的同时，也是在悄悄掩盖着社会自身的责任。因为‘社会正义’是有可能吞噬对个人的‘公正’的。个人的理性表现在反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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