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未刮，一只手缠着绷带，一直坐在自己铺上闷不作声。一听到我们谈公安工作，马上露出了惶恐和警觉的眼神。我和同行的侦查员老王把目光一对，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说不定是一刚刚越狱出来的逃犯。
我坐在那里继续观察那家伙，老王叫来了列车上的乘警。经过盘问，那人果然坐过牢，查验了监狱开具的释放证明并电话确认后，乘警返回了岗位。那人见我和老王挺尴尬，主动和我们搭话道：“民警同志不要不好意思，我这人面相凶，而且这段时间也没空闲收拾自己，看着是挺像坏人的。”
老王在一边自我解嘲说：“你这还算好的了，我虽然是警察，这副长相还不是带来不少麻烦，坐飞机每次都不搜别人偏搜我的，走在小路上还经常有人问我抽不抽白面儿呢！”大家聊了几句，不一会儿就熟了，话题自然就扯到那人是如何被弄进去的问题上来了。
那人自称姓夏，这里姑且叫他老夏好了。老夏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自己办了个油漆厂，由于信誉良好，产品品质高，很快就在晴川打开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大。老夏的妻子和儿子以前一直在外地，公司业务做开后老夏把他们全部接回了晴川，并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输部门。
老夏不嗜烟酒，对女色也没什么爱好，生平最喜欢的就是收藏军事用品。他曾经通过朋友从云南的黑市买到一把崭新的五四军用手枪，闲暇时就把拆装、擦拭这把枪作为一大乐趣。前年七月的一天，几名民警突然携搜查证冲进他的办公室，人赃俱获后将其带走，不久，他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入狱一年。
服刑期间，妻子和儿子从未去看过他。走出监狱，老夏才发现以前的公司已物是人非，所有的亲信都被赶走，核心部门全部由妻子娘家的人控制。最让他痛心的是，直到那一刻他才知道当年是妻子和儿子告发的他，入狱后，妻子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了授权委托书，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在连银行存折上都没有一分钱属于老夏了。
老夏企图争回自己的权益，去找妻子谈，可是公司的保安压根儿不让自己进门。在下班的路上拦住儿子的车，儿子连理都不理他。老夏在公司楼下叫着要去法院告他们。第二天妻子的弟弟就叫了几个地痞把他的一只手给打折了，还说只要他敢告状就把他卸成几块丢在马路上。
老夏说到这里已经是老泪纵横：“一个是自己老婆，一个是自己骨肉，他们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他们真想要对我说不就成了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和老王都算是老经侦了，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儿子告父亲、公公告女婿，兄弟或者夫妻为钱反目的案子，说到底都是为了钱。不过像老夏这么惨的我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正打算建议老夏准备材料到我们那里报案，老夏突然望着我们说：“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辈子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就是去告他们，把他们母子俩全部送进大狱，让他们也知道坐牢是什么滋味，知道被自己的亲人送进班房会是什么滋味。”老夏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凶狠，面部的表情甚至因为激动而变得扭曲，我和老王对视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以前二胖他们总是告诉我刑警工作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那些血浆四溅的凶案现场是如何血腥，那些死者的表情是如何恐怖和扭曲，那些作案的手法是如何令人发指，一般人连看看照片都受不了，更别说身临其境和抓捕凶犯了。我承认二胖说的都是事实，自己也多次在凶案现场被恶心得呕吐，所以深知一线刑警的不易。
在打击经济犯罪的岗位上，我虽然从未觉得恶心和呕吐，但是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心寒，随之而生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我接触到的一些当事人，无论居于何位，拿多少月薪，被授予过多高的荣誉和学位，一旦受金钱和内心贪欲的驱使，瞬间就会私心膨胀，六亲不认，把诚信、亲情、爱情、友情全部拿来做投资的成本，甚至赔上身家前途与性命也在所不惜。虽然踏入社会的三年已经在几个岗位上洞悉世态炎凉，但我依然不愿意正视那些被欲望扭曲的人性，那些人或事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的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
我渴望心灵的休息，厌倦了直面和对抗。
指纹追凶、八年悬案和意外事故
一回到处里我就被拉了壮丁，江科长称局里即将举行业务技能大比武，处里正缺人参赛，让我马上停止工作，跟小齐、大军他们多看点法律书，争取在和各个分局、业务处的业务能手交锋中脱颖而出、夺取名次。我觉得这倒也是一个重新温习法律知识的好机会，高兴地接下任务。
队里来的新民警庄伟的确非常勤学好问，见我那段时间常在办公室呆着看书，便常来串门儿，每次总带着本法律书问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也很乐于解答他的提问。毕竟新民警在这个岗位上会遇到很多和书本理论相冲突的地方，有的是实践中对某些过时政策的规避，也有一些属于不成文的潜规则，这些单靠看书是万万不可能理解的，我只好尽自己所能把这些规矩给庄伟解释清楚。我老在想，如果我当年在机关里有个这样的兄长常常如此地指点我，就不会吃那么多或明或暗的亏了。
一次，庄伟问我：“我在警校就听说我们这个部门钱很多，我不好意思问别人，师兄你说是不是呢？”我一愣，答道：“就那么点死工资啊，没什么钱。”“师兄你骗我吧，难道我们帮那么多银行、公司追赃他们就不意思我们一点？”庄伟问。
我愕然。
二胖从广东回来了，叫嚣着要请大家吃饭，而且点名一定要小胖到场，大家都觉得很费解。因为每次聚会，大胖、大飞和我都是主力，小胖因为工作忙常常缺席，二胖平时也没专门招呼过他，这次倒是摆出一副小胖不来不埋单的架势了。
饭局在大家来齐后开场，二胖站起来满满斟了一大杯酒，然后对大家说：“兄弟们，非常感谢大家在上次打人事件中对我的帮助和关心，说实在的，休假回来后虽然调了工作，我一直还没从那种情绪里走出来，上次聚会还冲小胖发了脾气，这里我先给大家，尤其是小胖赔罪了。”说完，二胖将酒一饮而尽。
二胖接着倒满第二杯酒，朗声道：“这第二杯酒，我得敬小胖。我以前老是小看他，觉得他整天在电脑前蹲着完全是浪费金钱浪费电，可是要不是他们这些搞技术的哥们儿，我这次就绝对不可能从广东把犯人逮回来，也绝对不能重新恢复做一个好警察的信心。”我轻轻凑近大飞，问道：“这小子说什么呢，怎么把大家折腾得云雾缭绕的。”大飞见全寝室的弟兄们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二胖，主动站起身来说：“好吧。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讲吧，反正关于这个案子的通讯报道也该我来写了！大家应该记得八年前发生在农业科学院的女博士被杀案吧……”
二胖的故事在大飞平静的叙述中缓缓展开。一九九四年五月的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居住在农业科学院东四舍的一名女博士生，被人杀害在宿舍内。刑警在现场经过反复勘查发现是凶手通过攀爬一楼栅栏翻窗进入宿舍的，强奸并杀害那名女博士后劫去了部分财物。技术民警从现场提取了嫌疑人遗留的精斑、指纹等重要犯罪信息资料。
该案在那一年引起了公安部、教育部、农业部及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局迅速成立了近百人组成的联合侦破专班，全力调查此案。专案组民警通过近两年的调查摸排，先后调查了两万余人，逐一排除了嫌疑对象。在此后八年时间里，始终未查出有利于破案的线索。此案一度被认定为“死案”。
这年八月，小胖他们参与的一个项目组终于开发出了比较完善的犯罪资料自动比对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可以使得本市办案民警共享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犯罪信息库，一个指纹样本一经输入，就可以在全国近些年搜集的犯罪资料中进行检索，寻找相同或相似的样本，从而获取宝贵的破案线索。该系统迅速被投入到实战中去。
八月底，二胖和他们队的技术人员为了清理这些年的“积案”和“死案”，将这些案件的犯罪现场资料逐一与新入库的犯罪信息资料进行比对。一天中午，二胖他们正打算去食堂抢饭，赶着把最后一个信息输入电脑就打算出门去，门还没带上就听到了由于“样本符合”传出的“嘟嘟”声，大家赶紧激动地上前查看。惊喜地发现几年前一名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样本，与“农科院凶案”的犯罪信息资料完全一致。该嫌疑人曾于一九九四年年底在河南某中学翻窗入室盗窃、抢劫，欲强奸一名中学生未遂。后被县法院判刑五年六个月。
二胖他们连声惊叹：“难怪这么多年都逮不着，敢情蹲在监狱里啊。”然后迅速向上级汇报。当晚，抓捕组就连夜赶赴河南，在罪犯家乡二胖他们了解到那家伙刑满释放后在家呆了半年，然后带着女友和弟弟到广东打工去了。
九月中旬，二胖他们在刑侦处副处长带领下到达广东某市，先是对当地的五十余万名暂住人口进行网上查询，未果。接着又便装深入当地一千多家工厂暗查，先后找到罪犯曾打过工的三家工厂，但那里人均不知其去向。
经过与蚊虫和酷热的若干天鏖战，大家循线最终查出罪犯在一家叫“美加好”的家具厂打工。九月二十日，家具厂领导以发工资为由，将罪犯诱至厂办公室，二胖和同事们一拥而上，将那家伙按倒在地。经过突审，在有力的证据面前，罪犯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八年前犯下的那桩血案。
大飞叙述完毕，我叹道，当年要是有了这套系统外加配套的网络设备，这案子八天就可以破了，然后提议大家向默默无闻的公安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小胖敬酒，大家欣然举杯。
饮毕，早早问二胖在刑侦处成功打响第一炮的感觉如何。二胖兴奋得脸都红了：“在这之前我真的没心思再干工作了，不过这次看到罪犯躲了那么久跑了那么远都被我们逮回来，我突然又恢复了以前那种自豪感，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这辈子找到个值得自己去献身的事业不容易！”
小胖眯着眼睛微笑着看了看他，说道：“这个烂人终于又复活了。”
业务技能大比武在十月中旬进行，我参加了经济犯罪业务技能比武和法律知识比武两项比赛，比赛结束后我开始忙着办博士研究生考试的报名手续。
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考北京的一所高校。和安翔说过自己的想法，安翔觉得赢面实在太低，一是因为竞争本来就激烈，二是因为资源和信息有限，还得从晴川市赶到北京去考试。“你耗得起这么大精力么？”安翔问我。我点点头。其实自从在防暴队考上研后，我一直觉得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步步变为可能。有些事情仿佛很难，真要下了决心把它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耐心去做，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它完成了。我对安翔说：“再难也是人做的，别人就不难了？一定要试一次。”
安翔不打算再继续往上读，用他的话说，自己已经快二十七岁了，在学校里呆了十几年，学的又是法律，如果再不去真正地接触社会，很有可能把自己关在书本里弄呆了。
安翔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刑事审判庭的法官，恪尽职守，把持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笑笑，想起了他在一九九九年游行时扎领事馆轮胎的故事，也回想起他孤单地闷在一个小窝棚里为考研而冲刺的往事。岁月和经历，有时候真的可能很快改变一个人。
十一月初，庄伟出事了。说句实在话，我在潜意识里总把这个勤学好问的男孩子当作过去的自己，一直在很努力地指导他如何工作和学习，但偶尔也会觉得他的眼神里总是透出几分邪气，一个案子给他他总能灵光一闪找出关键，但私下里又常表露出对那些以非法手段迅速聚敛财富的罪犯的佩服和青睐，甚至以游戏的态度看待办案工作，我不止一次试图提醒他，却又因顾虑别人说我多事而作罢。
那天，庄伟他们大队连上了两起案子。一起是金融诈骗案，几个家伙找到一家企业，号称认识中央某领导，并能通过关系找资金雄厚的单位引入资金。该企业半信半疑，但还是把那几位“财神”奉为上宾管吃管住。几日后，所谓的大客户拿着几张巨额的银行承兑汇票来到晴川，要求企业交手续费十万元。为了取信于企业，大客户们还请来了一位自称是国务院某部委领导的人物，要企业负责接待。
企业领导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便偷偷报了案。双方都被带到我们处里来，经审查，所谓的大客户全部持的是假银行汇票，至于那位“中央领导”倒是始终振振有辞，甚至拿出了所谓的“特别通行证”证明自己身份，我被老潘他们叫下楼看笔录，老远就听到那假冒的“领导”在办公室大声叫嚣：“你们动作快点好不好，我还要赶明天的飞机，北京那边等着我回去开十六大呢！”我一边走一边冲老潘说：“难得啊，这世上竟有此等活宝！”老潘无奈地摇头，说：“别说这起了，隔壁还有一个呢。”
原来隔壁办公室还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待审查，这家伙原来是东方银行的一名员工，利用值班时间秘密把一些资金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账户上，正打算将资金提现时被银行发现并移送到我们处来。庄伟正坐在那里看着犯罪嫌疑人，我问老潘怎么把这个人给晾在这里了。老潘称那边嫌疑人太多，侦查员全部上了都还不够，这边的案情反正比较简单，等自己忙完了就和庄伟一起做笔录。我说只要时间够就成了，然后看了一眼庄伟，这小子正抱着个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我骂道：“你专心点儿，不是想学东西么，别光说不练！”庄伟一边摁着键盘一边说：“再玩一盘就成，老潘不是马上过来的吗？钢笔墨水都给他灌好了。”我和老潘没办法，苦笑着到大队长办公室去了。
大家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深挖那起金融诈骗案，突然听到楼道那边传来一声大喊，不一会儿庄伟喘着粗气闯进来，大声说：“那犯人把我关在门外啦！”
大家一听全都急了，老潘和我靠门比较近，迅速冲到那间办公室门口。老潘照着门锁的位置猛踹了一脚，门开了，大家鱼贯而入，里面竟空无一人。我连忙跑到窗户前，发现窗户外罩的那层栏杆已经被掰弯了，再往下一看，发现从窗台跳下正好可以跳到对面一座平房的屋顶，嫌疑人显然坐在窗边时已经用余光观察和计算好了，一伺机会来临就迅速按事先盘算好的计划逃跑。
大队长安排几个侦查员下楼去追，另外几个同志直接开车去嫌疑人的亲友家附近蹲守。老潘问庄伟刚才到底是怎么出的事，庄伟说自己本来在打游戏，嫌疑人突然提出想上厕所，他就站起来和嫌疑人一起往门外走，谁知道刚到门口就被那小子给推了出来，门被顺势关上。
老潘骂道：“你当时直接把门踹开不就抓住他了吗？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