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就被那小子给推了出来，门被顺势关上。
老潘骂道：“你当时直接把门踹开不就抓住他了吗？这时间都是你小子耽误的啊。”庄伟被吓得连金豆都要掉下来，连声辩解道：“门踢坏了是要赔的啊，再说我去叫你们还不是因为你们有钥匙啊？”
老潘被气得简直要喷出血来，哆嗦着说不出话，我只好打圆场把庄伟拉开。庄伟边走边说：“完了完了，以后在处里可没办法呆了。出了这种事情名声可彻底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把一份材料丢给他让他去抄笔录。
铁甲雄风、南风扑面和我们的贡献
十一月中旬，政治部公布了练兵比武的成绩，我的经济犯罪侦查技能获得全局第一，法律知识获得全局第三名，大家都为我能在两项比赛中打入前十而高兴。而我则在这一边闷闷不乐，因为自己最想拿的是法律知识比赛的第一名，结果却输在一位一九九七年毕业的师兄手上。
十一月底，为了展现全市民警大练兵后的崭新面貌，晴川市公安局组织了规模盛大的阅警式。随着局长一声令下，六枚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阅警式正式开始。各警种的民警着不同式样的制服和装备组成十八个方队徒步接受检阅。由两百多辆各式警车、防暴装甲车和舟艇组成的“警车方队”也在一片轰鸣中开了过来。
我作为立功受奖的民警代表站在主席台边观礼，身旁站着的全部是在各条战线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的功臣模范。在他们中间，既有我一直佩服的排爆队长、当年的教导队长郑队长，也有我们寝室的小胖和二胖。
二胖和小胖隔着老远看到了我，挤过来和我招手致意，我见小胖胸前已经挂着两个勋章了，当胸照他捶了一拳，道：“你小子能啊！才三年都混了两块牌牌了！”小胖腼腆地一笑。二胖见我胸前挂着的二等功奖章比他的成色要新一些，大声嚷嚷着要跟我换，被我骂开了。郑队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都他妈是二等功臣了，还跟小赖皮一样。我当年是怎么训出你们这帮活宝来的！”
防暴警察的方阵从主席台下昂首走过时，我试图在队伍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战友，我知道，当年的同事陈班长、小毛、大刘他们都在受阅方阵里。不过我的寻找终究还是失败了。防暴警察们统一身着最新装备的防暴盔甲服，左手持防暴盾，右手持“丁”字防暴警棍从主席台下走过。他们的面孔都被玻璃钢的防暴面罩遮住，据说那身盔甲是局里斥巨资购买的，可防撞击、打击、燃烧、刀刺。我不禁想起那年大家穿着过期变质的防弹衣窝在面包车里待命的往事，很欣慰这样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旁边的排爆队长轻轻在我耳边叹了句：“有了这东西，看来我们要失业了。”我定神一看，原来台下正通过的是最新式的排爆机器人，这玩意儿是履带式四轮驱动，装有一只机械抓取“手臂”。据说排爆警察可以通过仪器在八十米外观测可疑物品，上面装的频谱干扰仪可防止犯罪分子引爆爆炸物，“手臂”上的水炮则能远距离摧毁爆炸物。我看了看排爆队长那灰黄色的假手，心想，如果早有了这些机器，他的手应依然温暖如初吧……
十一月底，外面传来了南方的城市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困扰的消息。小齐早上一来就神秘兮兮地到处打电话托熟人买药，大军在一旁边看报纸边漫不经心地说：“别费心思了，外面的板蓝根和醋早上就断货了。”小齐郁闷地骂道：“这些奸商，怎么还不再去进点货啊！”我和小范都闷在一旁笑：“你以为他们不急啊。有钱不挣是蠢蛋，现在是整个市面都断货喽！”
这时候我看到庄伟表情犹疑地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忙走过去把他拉到一边问：“怎么又跟家里死了人似的哭丧着脸啊？”庄伟说：“上次把那犯人给漏跑了果然有了后遗症，这次我入党没有被批准。”我拍拍他肩膀说：“主要是因为你没经验，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你，当时应该有俩人在那儿看着的。再说一年有两次入党机会，这次不行咱们就等下次呗。”说着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下午下班前，内勤大姐过来要求每人交两百块钱，我一声惨叫：“昨天才发的工资啊！我都还没捂热呢！”大军和小齐也在一边鬼哭狼嚎。我们齐声询问这笔钱的去向，大姐说这是局里今年给对口扶贫单位的救济款，本来每人只用交一百元的，可这次一位领导为了在市直机关里面图个好名声要求全市民警每人交两百块。
“年年伸手年年救济，怎么搞得像我都欠他们似的了。”大军一边掏钱一边无奈地叹道。小齐则说：“要说捐款也可以，但是哪有这样摊派的啊？我们一个月也就一千来块钱，送完人情钱也没多少了，凭什么要我们用生活费的五分之一去救助别人，而且我还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扶贫了呢！”我也对这些硬性摊派早就不满了，发起了牢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一味地捐助总得拿出点实际措施吧，每年都捐，鬼知道这钱做什么用了。再说我们掏了钱总得告诉我们这笔钱的具体用途吧，不能光用一句扶贫就把咱们全打发了。”
内勤大姐一看我们这态度也急了，问：“这钱你们还交不交啊？”我回答道：“不交。要是在楼下摆个捐款箱写明去年捐款的用途和流向，然后说明广大民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捐助，我二话不说就把这两百块捐出去。像这样的摊派我就是不交了，今年不交明年也不交。”大军一看我摆出这阵势也来了神，连忙把刚掏出来的钱又放回去，声称自己也不交这钱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江科长大发雷霆，说我们几个带头不捐款的拖了法制科的后腿。大军见状忙不迭地把钱给交了，我还是摆出那套理论，声称只要告诉我咱们捐款的具体用途我就把这笔钱给捐出去。下午，我被政治处主任叫上楼，主任倒是没冲我发火，先是招呼我坐下，然后说：“听你们领导反映你拒绝交捐款，是吗？”我点点头。
主任说：“你不想交当然有你的理由，不过按照有关规定，拒绝交款的民警必须出示户口所在地居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你们家庭总收入在六百元以下，或者有下岗职工或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否则处里会帮你把你的那份捐助垫了，然后从你下个月工资里面扣。”我当时就傻了眼，心想这招够毒的，不过楼下那么多年轻民警都看着我，我总不能当场乖乖地屈服掏腰包了吧。我向主任点头道别，丢下一句：“我回头问问我妈下岗没有。”就退了出去。
一到楼下，旁边几个办公室的同事纷纷朝我鼓掌，我也好像有点为民请命的英雄的意思了，连连向大家拱手。一边走我一边想，要是处里真把我下个月工资给扣了，我该采取什么救济方式，比如请求行政复议什么的，可惜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俩字：“没门！”
正踌躇间内勤大姐一拍我肩膀：“傻小子别想了，大军已经帮你把钱交了！你就别再当什么民主斗士了。”我愤怒地看了大军一眼，大军冲我尴尬地一笑，道：“你自己说何必呢？那两百块你横竖得出的，把自己搞成个恶人可划不来。”周围的同事见无热闹可看便纷纷散去，我只好悻悻地把两百块钱还给大军。
晚上向已调到省厅经侦总队的黎科长汇报近期的思想动态时随口提了下这件事情，黎科长在电话里好好数落了我一顿：“你小子被分离的教训还不深刻啊，怎么又当起出头鸟来？你那点屁道理别人就不懂啊？为什么别人把钱交了你偏要蹦出来，白白给人当了笑柄和谈资！”
我不敢还嘴，继续聆听训示，黎科长接着说：“一个规章再不合理，你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反映，不要一时图个痛快为出风头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尤其是在公安这种纪律部队。我看啊，你这种性格还是不适合在机关呆。”
我辩解道：“我承认自己是有点头脑发昏，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确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保持沉默那我们的权益以后谁来维护啊？”
黎科长懒得再驳斥我，询问我考博士的事情，我把自己决定考去北京的想法都和他说了，他很支持我，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四年的司法实践，有必要把实践和理论一起沉淀起来，争取有所升华。
“但是如果你真考上了，还会回到队伍里面来么？”黎科长最后说，“其实我们很希望你们这些既有实践经验又了解基层的年轻人学有所成后再回来，给公安队伍注入新鲜有力量的血液。”
我告诉他，自己也很舍不得脱下制服，四年了，从偶然地考入警队到现在被授予种种荣誉，我已经在心里渐渐结了一份厚重的警察情结，即使暂时离开，我也十分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套上那身国际蓝，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
庄伟他们队由于跑了犯罪嫌疑人把年底的先进给丢了，队长下令他们不惜代价把人给抓回来，所以这段时间他们轮班在外蹲点守候，虽然是分内的事情，但是冰天雪地的，有几个侦查员不免抱怨几声，庄伟听到了就更是低着头不说话，埋头装着整理材料。
二○○二年的平安夜，正赶上老潘他们队出去守点，我搭了他们的便车下班。路上大家谈起以前合伙办过的案子很是热闹，老潘也是边开车边不时和我们开玩笑，一不小心车不仅撞了红灯还压了黄线。路旁值勤的交警马上把我们的车拦了下来。
老潘掏出证件说是自己人，没想到这交警只瞟了一眼就说：“既然是自己人就更得遵守交通规则了，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和行车证。”老潘沉着脸把证件一一拿出，交警按规矩罚了款扣了老潘的分，然后啪的一个立正示意我们开路。我一看，那小子居然是我大学同系的同学辉子，本想和他打个招呼，但觉得人家也是公事公办，也不好再让他为难，就装作没看见。
车一发动老潘就开始指天骂娘，连声喊：“叛徒，叛徒，我们的队伍里面有叛徒！我们可是出去抓坏人的，怎么还想起罚咱们来了。”几个同事也在那儿议论，说现在办个案子太难了，出差得自己垫钱、案子不被批捕得自己负责、期限到了得玩命加班、指标完不成得扣工资、犯人闹了自杀得丢饭碗，现在还加上扣分罚款，老潘叹道：“领导们只看到咱们把碗给摔碎了，可没想到现在摔碗的都是洗碗的人啊。我也想有个有关系的后台每天可以狗屁不做坐在那里喝茶看报纸，可惜现在都快退休了，亲戚里面还没一个有出息的！”
我忙着安慰老潘，说那交通警察也是职责所在，很多东西咱们在生活中已经顺理成章地认为是合理的，比如自己人违反了交通规则亮一下证件就可以通融，其实这是变相的纵容。“至少目的合法不能证明手段就是合法的吧。这和不能因为破案心切而刑讯逼供打死人是一个道理啊。”我最后总结道。
老潘和大家都默不作声，我知道让大家接受我的观点暂时有点困难，心想没办法，为了活跃气氛我只有牺牲一下那位交警兄弟的形象了，就讲了一个大学时关于那小子的一段故事来活跃气氛。
我说那位交警辉子别看刚才酷得要命，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敢领潮流和风气之先的主儿，大三那年他独自跑到学校周边的一个投影厅看黄色投影，正好那天胖子贝贝和我急着找他有事，就直接奔那放色情投影的地儿找他，里面黑乎乎的，只闻一片男女喘息之声，贝贝急着借钱，和我在门口大喊辉子的名字，无人应答。遂骂骂咧咧地走了。晚上回寝室，辉子狂骂：“放这种片子的时候为什么喊我的名字？老子死也不会答应的！”我们恍然！
还有一次在大礼堂看刘德华的《黑金》，当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激情镜头的时候，寂静中，辉子开始报复我们，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我实在坐不住了，从前排站起来问：“国贸95A班的辉子同学！什么事情？”可能因为我当时在学校比较有名，一时间满礼堂都是嘘声。
大家没想到刚才那位酷哥当年还有这等乐事，哄堂大笑，罚款造成的不快马上烟消云散了。庄伟在一旁说：“刚才还觉得那警察青着脸像个包公呢，没想到背地里居然是此等活宝。”我笑道：“其实没必要把人脸谱化的，大家都是普通人，据说你们潘队长每天还回家给老婆端洗脚水呢！”话音未落，老潘已经开始狂按喇叭抗议了。
逃跑的嫌疑人在当晚被抓住。老潘他们在寒风里守候到晚上十一点，正被冻得牙齿都要结冰时，单元楼门洞里突然冒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那小子在外面躲了一阵子偷偷摸回家拿钱了。老潘第一个发现了嫌疑人，猛地冲上前去，嫌疑人听到了动静，撒丫子就往外跑。老潘追了几十米，一个恶虎扑食压上去把那小子扑倒在地，因为怕他身上带着家伙，老潘几乎是保持平行地压在逃犯身上。
庄伟接着冲了上去，见逃犯已经倒在地上，恨由心生，照着逃犯就狠踢了几脚，边踢边骂：“我叫你跑，叫你跑！”直到同事们打着手电冲过来才感到不对劲，原来自己踢的几脚全部招呼到压在逃犯上面的老潘身上去了。
老潘被踢得差点胃出血，当晚就被送进了医院。庄伟更是被大队长和中队长大骂了一通。事后我去安慰过他，他把头埋着不怎么说话，我只好随手拍拍他肩膀作为安慰。
严冬到了，城市的空气变得愈发湿冷。安翔请我和大飞到学校吃火锅，我问他工作是否落实，安翔笑笑：“差不多了，已经和广东一家中级法院签了协议，可能会去刑事审判庭。”我连忙恭喜他。他狠狠抽了口烟，说道：“真要走出校园了还真有些怕，有时候自己都把握不好，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胜任法官的工作，你说怎样才能做个好法官呢？”我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常被如何做一个好警察的问题困扰，如果说是捍卫正义、消灭犯罪，那好像显得过于空泛，再说警察也分很多部门，不都是打击犯罪。
安翔又问大飞，大飞点上一根烟，说：“我好像不能说为维护法治和人权做什么贡献，作为一个记者，我只能说自己要做的贡献就是写好文章做好公安宣传，我不能保证自己把真话和盘托出，但我起码可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蒙骗大家。”我点点头，补充道：“好警察也是人，不可能像宣传中那样又红又专，他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里，各司其职，秉公执法，就是一个合格的警察。你把思想境界拔得太高只会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们更重视形式化的工作，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屏障，忌讳的就是那些伪高尚和空洞虚伪的形式主义啊。”
安翔点点头，总结说：“对啊，就像我将来做法官，乐于助人也好，积极向灾区捐款也好，都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只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收黑钱，不为压力所屈服，就可以安心睡觉，每月按时数着工资笑了。”我和大飞同时骂：“你小子就知道数钱，看来读研究生真是穷疯了！”
“说到钱，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安翔说道，“前段时间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兼职做法律顾问，那家公司好像卷到你们处办的一件案子中了，因为怕你小子犯忌讳我就没找你。前几天来了你们处一老一小两个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