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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革”中陈寅恪受了多少委屈、折磨，但他毕竟是幸福的，有谁能享此殊荣？
且看八方人物对陈寅恪的评头论足：
“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陈衡哲）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汪祖荣）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季羡林）
“他可能是见过列宁的惟一（最早）的中国人了。”（金克木）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6
注释：
1 读“戏”，意“四十”。
2 指50年代毛泽东访苏，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其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
3 4 5 6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359—473页及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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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1893—1988）先生逝世后，为联系出版《梁漱溟自传》（梁培宽编）、《梁漱溟传》（梁培恕著）事宜，笔者与他的两位哲嗣一度过从甚密，多次叩访。梁氏兄弟一住北大，一住社科院，令我吃惊的是两家的陈设十分简朴，甚而可以说是简陋。大概是遵先父“三不”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所致。寓所没做装修，且家无长物，上世纪80年代巷陌人家的家居水平。惟培宽先生八平见方的小客厅内梁漱溟那幅头戴瓜皮帽的遗像十分醒目：孤峰独秀的鼻翼、微翘紧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皮袄下的“小”来。
笔者好奇，梁漱溟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心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我搜罗浏览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相关著述，“自传”、 “传”、“评传”、“纪念集”之类的著述、回忆文字十二本，融以与培宽、培恕的多次交流，梳理扒抉一番，试图用琐屑的细节拼出梁漱溟“凡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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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身份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但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段节录于此：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1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2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3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 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4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5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 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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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1）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元人后裔，宦游北方。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二十七岁中举，四十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至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较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6 《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家里人准备为他祝寿大扫除，他借故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7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着手写遗书，稽延六年。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不斥责，让他去看。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到该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考虑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俩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其元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梁漱溟“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与小他六岁的陈树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但个性强烈，脾气暴躁，甚而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回顾以往，倍增愧然。
对先父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宽容儿子的个性发展。对长子培宽梁漱溟手迹。
家事（2）
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次子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十三岁的培宽便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留存的父子数十通函札资料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以致冻馁，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 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五十九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话也没有批评。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怎么做的。培宽记忆中一生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十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提醒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素不喜出头露面，不喜张扬，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到更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似当年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但梁漱溟还是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梁培宽、梁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须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应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看成###，而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而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已’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他们兄弟二人知道敬重父亲的最佳选择是对他精神的传承。梁漱溟去世后， 梁漱溟在“孔研会”讲话。
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其父编辑出版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出版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国内外梁漱溟的研究者。目的是通过整理编辑先父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将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只留下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的几千元钱，其余以梁漱溟的名义全部捐给当年梁氏在桂林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代为转赠过一笔稿费。我曾问培恕先生为什么，是不是承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遗训，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家事（3）
梁氏家风：还斯文于先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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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事（1）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时他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