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再见到他，但他第二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却又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为自豪。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86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并且常常想到自杀。在那家诊所指点她加入了SAA团体之后，她一连几个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触。这期间她因涉嫌福利诈骗而被拘留：当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职之前曾领取了她没有资格得到的福利救济金。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则成了当地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几个妇女权利组织的支持。
在法庭上，几个受到同样指控的、先于她出庭的妇女都认了罪；然而她却力陈自己无罪，最后，对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丽因此成为了一个旨在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济而受到惩处的妇女们平反的团体的重要成员。她说她逐渐看清了“妇女是如何受到鄙视，她们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会得到多么严厉的判决”。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说，“性是获得权力的一条途径……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径。”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43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她开始与一个男人建立一种新关系，跟他住在一起，尽量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格丽的行为是否就像那一长串男性勾引者一样，是试图尽可能地尝试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吗？我想答案理所当然是肯定的。她通过利用色相来进行某种追求，这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受挫的寻求；这种努力并不是传统的追求爱情。她主动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里等他们打来电话。她的自我评价与其性技能密切相关，这包括她获得和给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还记录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数量。
然而；她的故事确有着某种绝望的、悲剧性的色彩，这种情况有时也见于同类男性的经历中，但通常没有那么明显。当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采取某种类似于传统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欲看做是自己性行为的组织性动力的态度，而不会产生太多的心理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女性，格丽也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她的行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仅酗酒而且脾气暴躁，常常向孩子们发泄。他把家里的4个女儿都给奸污了；格丽学会了对他“友好”——换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护自己和姐妹们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当地保护儿童权益机构的官员报告了父？的恶行。当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家里调查时，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后，父？便对她大发雷霆、拳脚相加，此后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开的抱怨了
格丽“需要性”。她是试图把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早就懂得，在一个她对其实际影响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给予了她一种控制手段。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虚幻；而且也的确如此：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那种为大多数此类男人视为当然的物质支持，或广泛的正式承认。她可以召来男人，主动寻找新的性伙伴，但她进行性交往中在某个方面却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则不受限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男人仍然觉得女人像他们惯常对待女人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恰当的，而且具有威胁性，需要不断的性认可已成为格丽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瘾的性质
在断定把格丽的行为说成是性瘾这一点是否合理之前，先让我回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层面，思考一下瘾这一概念的可能含义。瘾的概念最初几乎完全与对酒精或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化学性依赖相联系。一旦这个概念被医学化，它就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在这种意义上瘾指的是生物体的一种状态。不过，这一概念掩盖了瘾表现为强迫性行为的事实。甚至就化学性依赖来说，瘾事实上是可以根据某种习惯对个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响以及戒除它的困难程度来测定的
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都是惯例化的：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既形成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产了我们的行为所促成的那些惯例。但这些惯例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内肯在行为模式、习惯、强迫性行为和瘾之间作了一组有益的区分。克雷格·内肯：《上瘾人格：根源、仪式和恢复》，赫兹尔顿出版社，明尼苏达，1988。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有助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惯例，但个人在需要时可以改变它。例如某人一般在早上带狗出去散步，但必要时也可以改在傍晚。习惯是一种比行为模式更具有心理约束力的重复性行为；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意志力才能改变或戒除它。习惯性行为常常以“总是”这个词来形容——“我总是在晚上8点吃晚饭。”
强迫性行为是一种个人感到单单通过意志力很难或不可能戒除的行为，重复这种行为可以使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强迫性行为通常表现为刻板的个人仪式，例如某人为了感觉到干净必须每天洗40或50次手。与强迫性行为相关的是一种对自我失去控制的感觉；一个人可以在一种迷糊状态中进行这种仪式行为。如果不能从事这种行为，那就会引起强烈的焦躁。
瘾是强迫性的，但不是那些较次要的仪式；它们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瘾具有刚才所提到的种种行为表现，而且还包括其他的行为表现。可以把瘾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行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躁。通过缓解焦躁，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斯坦顿·皮利：《爱与瘾》，新美国史，纽约，1975。所有的瘾从本质上说都具有麻醉作用，但这种化学性的效果，如果有的话，并不是上瘾经验的基本要素。
下面是瘾所具有的一些特性。
①“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个体的人在寻找某种行为的意义之所在时所挑出的东西欧文·戈夫曼：《交往仪式》，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1972。——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普通的、凡俗的特性相分离的经验。这是一种短暂的欣快感，当个人体验到它时，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即片刻的解脱感。有时候（尽管不是总是），高峰体验既是一种松弛的感觉又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在上瘾之前，高峰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偿性的体验。不过，一旦形成了一种瘾，无论涉及什么感觉，支配其内在特性的要素就是解脱。
②“自我沉醉”。当一个人对某种特定的经验或某种行为方式上瘾时，力求获得高峰体验的努力转变成了自我沉醉的需要。自我沉醉减轻焦虑并且把个人引入瘾的麻醉性阶段。从心理上说，自我沉醉是必要的，但它迟早会被沮丧和空虚感所取代；而这种循环会一再开始。
③高峰体验和自我沉醉都是某种形式的“暂停”。个人平常的努力奋斗暂时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显得无关紧要了；个人似乎处于“另一个世界”，而且可以用一种玩世不恭甚或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平时的活动。然而这些感觉常常会突然逆转，并且可能转而厌恶所上的瘾了。这种不满通常表现为由于无法控制这种瘾而产生的绝望；不管个人的意愿如何，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④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即暂时放弃对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常见的保护自我—认同的做法作反思性的关注。某些形式的高峰体验——例如那些与宗教迷狂相关的体验——与那种战胜或失去自我的经验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在上瘾经验中，这些感觉通常是宗教迷狂的世俗部分；自我错位感是摆脱焦虑的感觉所固有的。
⑤丧失自我感后来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瘾通常不是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而其重要性往往是逐步上升的。可能会发生一种否定性的反馈过程，其中对上瘾行为日甚一日的依赖引起的不是日益增长的幸福感，而是恐慌和自我毁灭感。
⑥上瘾经验感觉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这意味着瘾发作时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济于事。然而，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来说，各种瘾在功能上常常是相同的。一个人想努力戒除一种瘾，结果却屈从于另一种瘾，从而被锁进一种新的强迫性行为模式中。她或他可能兼有两种上瘾行为，例如酗酒和嗜烟，或者有时候用一种瘾来缓解另一种瘾所引起的焦渴。可以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用“压条法培植”上瘾行为，以便使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瘾或强迫性行为遮没那种核心的瘾。各种瘾在功能上往往可以互换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结论：它们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⑦瘾的自我丧失和自我厌恶特征并不一定等同于放纵。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食物瘾中的这两种趋向，它们表现为强迫性的暴食和/或厌食性的禁食。尽管食欲过盛和厌食似乎正相对立，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并存。
瘾、反射性、自主
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消费酒精以及其他成瘾性毒品。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隐君子。例如，直到19世纪，习惯性的饮酒到了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时，还只是被看做“社会问题”。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隐君子的观念始于19世纪中叶左右；直到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使用，而酒瘾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则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话来说，隐君子这个词的发明是一种控制机制，即一种新的“权力/知识”网络。然而它也标志着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计划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种计划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毕竟，隐君子是“走极端”的人，“走极端”这个词不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还涉及对个人命运的拒不接受。
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瘾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来予以理解。瘾必须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到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地显得尤其重要。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不只是个人态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换言之，生活方式选择是自我的反射叙事的构成要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这一事实使人们忽略了瘾、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诺受到了阻碍，以至它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与任何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早期纲领已经承认，戒瘾意味着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改变和对自我—认同进行再审视。就像心理疗法和劝告疗法的情况那样，参加聚会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批评或指责被悬置的氛围。成员们被鼓励公开地袒露自己最隐秘的关切和担忧，而不必担心受窘或有辱骂性的反应。这些团体的主旨是对自我叙事进行重写。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想把个人自主和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自我叙事其实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写，而生活方式实践则必须不断地与其保持一致。不过，自我实现的过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瘾能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任何模式或习惯都可能成为一种瘾。瘾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意义，在那里一个人今天做昨天做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传统存在连续性，而且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认可为是正确和恰当的，那么几乎就不能把它称为一种瘾；它也并不具有什么明确的自我特征。这种情况下个人别无选择，但同时也无须在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中显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瘾从反面显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计划走上了后期现代性的舞台中心。瘾是闯入（也许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计划的行为方式，但拒绝受制于这种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瘾对个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戒除它们的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多的治疗文献。瘾是不能进入未来的，而其本身也不在个人现在必须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关切的范围之内。
每一种瘾都是一种防卫反应，而且是一种逃避，即承认缺乏自主性，这给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层阴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就不太严重的强迫性行为而言，羞愧感仅为轻微的自轻，即反讽式地承认“我似乎只是被这玩艺给迷住了”。在比较明显的强迫性行为中，自我的完整性从总体上说受到了威胁。更加广泛的社会准则对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那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受到关注的瘾不太容易识别，无论是被这种瘾所涉及的个人还是其他的人——也许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况的介入才会被识别。正如我等一会儿将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这种情况，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有着一份体面工作、因害怕遭辞退而拼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认他（或她，这较为少见）的行为中的强迫性质。只有当其他的事件介入时，他之忘我工作的防卫性质才得以彰显——例如当他失去职位而身心崩溃，或者婚姻破裂时。可以说，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种暂停，一种减缓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长期的麻醉性经验。正如这一措词所表明的，他已习惯于经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性瘾这个问题。某些人可能倾向于争论性是否在与工作相同的意义上是强迫性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对正常性行为的需要是所有的成人都具有的基本倾向；如此说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对性上瘾。但一种需要的存在并不决定其满足的方法。对食物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倾向，然而食物瘾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显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被不断地寻求自我沉醉所支配时，性就像其他的行为模式一样是强迫性的；不过，这种自我沉醉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适当的感觉。就自我的反射计划而言，瘾是与选择正好相反的行为；这个看法对性瘾就像对其他的行为方式一样有效。
强迫性的性行为必须在某种环境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女人需要性吗？她们当然需要，如果这被理解为是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的话。然而想一想这种情况所显示出的巨大变化吧。任何认为“压抑假说”不正确的人都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仅仅是在大约75年以前，在英国，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万地送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过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许地方当局认定和无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