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 第23部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　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　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　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　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　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中国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　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　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　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　派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　“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　（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　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　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　要求他们对政府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　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政府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　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政府官员，各　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　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　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　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介石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　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说：“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　家效劳到何时。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　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中　国政府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　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　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　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　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　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　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　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位“关东三羽鸟”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　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介　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近卫甚至说：“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　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　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中国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　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中国驻日大使馆　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　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中国南京，　晋谒蒋介石。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　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　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　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　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乞和，遏止中日间行将全　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噜噜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　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　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　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　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邸。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　底，中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　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　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　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　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　呈前线情况。

同日，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　介正告日：“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　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　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　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　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　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　坐阵指挥。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　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　的态度？中央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　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中央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　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　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　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　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　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政府当日的政　府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中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中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先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自　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　“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特务机关长同张自忠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　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武官今井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　自忠的住宅，交涉撤兵问题。张自忠因患痢疾，卧病在床，面颜憔悴，身体消瘦，十分　虚弱。张自忠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张的回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非但不肯答　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　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

11日晨5时，秦德纯亲自打电话对松井说：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　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由于冀察当局态度很强硬，谈判出现了僵局。

下午，今井武官与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光、张允荣等人再次进行交涉，日方答应可以　从卢沟桥附近撤去日兵。张、齐二人基本同意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正在这时，日本内阁决定派兵的消息已经传达给华北驻屯军。下午2时（7月11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给今井武夫武官打来特急电话，向他传达了东京内　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　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华北驻屯军得到内阁决定通知后，马上召开了参谋会议，作了如下决定：“以此项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具体措施是：一、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华北驻屯军的方针已定，需要的是战争的准备时间。如若像专田参谋那样撕毁一切　协议，露出马上发动战争的面孔，可能造成二十九军提前准备。

特务机关、武官都没有按照专田参谋的方法去做。当日（11日）晚8时，也就是专田　通知今井武官，一切协定予以撕毁后6个小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仍然与中方代表秦　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一、道歉；二、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三、取缔抗日团体。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　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　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赶到天津以后，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驻屯军特务　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辅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认为：一、宋认为卢沟桥事变又是局部冲突，只要我们再让一步，那就不难获得解决。

二、他还不知道南京中央业已决心抗战到底，不再对日方继续忍让。

桥木群等抓住此机会，马上派遣他们的鹰犬爪牙，亲日分子，如前江苏督军齐燮元，　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开了包围攻势，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开谈判。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认：“我已经跟松井机关长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才来求见宋主任　委员，向宋主任委员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够采纳！”

此事变以后，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央军北上，如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　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5个师团计划就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　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　中国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驻屯军马上要稳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军，挑拨起二十　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稳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须首先由亲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　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攫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时，　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签协定，也恰是烟幕的一个重要部　分。12日秦德纯赶往天津向宋哲元汇报战事与和谈情况。基于这三种因素：一、日方努力达成协议；二、汉奸下说词；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　个合法合理的解决。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　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　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　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