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斋说：“我去看看蒋经国。”
“以什么身份？”
“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
“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有一天早晨，小蒋经过动员委员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小蒋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妇弄得红头涨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
蒋经国毫不在乎，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就要抬脚走人。
在动员委员会工作的雷宁从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说：“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小蒋愣了，思索了一下，方从记忆的脑海里捞起来似的回答：“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雷宁只好解释：“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好？”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跟人谈话都是很干脆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楚。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
雷宁转告了唐敬斋。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2时谈至5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
后来雷宁碰到唐敬斋，问：“跟蒋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
唐说：“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表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
原来如此，这是中共赣州地方党跟蒋经国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后来雷宁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
雷宁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
他仍然把雷宁与唐敬斋搅到一起，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
也许蒋经国知道了雷宁的地下党员身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本，不苟言笑。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按小蒋的说法，是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计划遭到挑战了。
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所以招致了不法商人的消极抵制或反攻倒算，引起市场骚动。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徐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奸商，关到牢里去了，煞煞威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一个星期天，很多人去打球去了，雷宁没有外出，蒋经国到公署遇见了他，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说：“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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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新政被说成苏联方式的翻版（2）
雷宁笑着说：“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雷宁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好像击中了要害，抓住不放了：“我也不想尽演捉放曹呀，有什么办法治本？”
雷宁点拨说：“徐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
小蒋说：“那是苏联！”
雷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他听了听，没有说什么，沉默着走进了办公室。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他有亲身体验，只是没有想到搬过来用，经雷宁一提醒，他脑筋活络了。
过了几天，雷宁见所有公署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报了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办法原是徐季元想出来的，小蒋犹豫不决，直听到雷宁的话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雷宁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这一政绩。
可要继续扩大“建设新赣南”的政绩，需要大把的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枢扭，商贾云集，确实可以从商贾那里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救急问题。
蒋经国笑着对雷宁说：“还是商人有钱。”
为了搞钱，小蒋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认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宁波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说：“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每个人在这个外国婆子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蒋方良手捧的捐款箱里总是满满当当的。蒋方良高兴地对雷宁说：“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捐款数目猛增，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绰绰有余了。
蒋经国一走进公署动员委员会的门，就兴奋地向雷宁说：“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呀！”
雷宁听着他嘴里这些新名词，没有说什么。他又高兴地说下去：“三青团宣传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雷宁一走上大街，果然看到不论是至圣路还是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老蒋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蒋经国和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起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真是万人空巷，场面壮观。
蒋经国的头脑又热了起来，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小蒋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忘乎所以溢于言表，乐融融地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雷宁走进他的住处，他就滔滔不绝地说道：“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雷宁顺水推舟地问：“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铿锵的声音，像钟摆连打三下。
没有想到言犹在耳，重庆却接连给他浇来几盆冷水。小蒋的除“四害”、试行耕者有其田，以及出台一些新政策，在形式上有点类似苏联；他的建设新赣南的纲领、目标、计划、作风，在形式上也有点苏联的气味；他智商不高创造不了那么多东西，也的确参考了一些他认为好的从苏联学来的一套做法，这就给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把柄。尤其是他的作为触犯了地方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也触动了特务们的“###”神经，他们纷纷向重庆告状，一个调地说“蒋经国先生在赣南搞赤化”。老蒋最反感“赤化”，本来对从“赤都”回来的儿子就不完全放心，如今居然真在赣南搞“赤化”，哪还了得？立即电召儿子赴渝，把他训斥一通，不但没有支持他的“三年计划”，还牵着他的鼻子右转，逼使他发动了一次###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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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变脸训斥儿子（1）
到1940年春，赣南“烂局”基本上得到收拾，“建设新赣南”的锣鼓刚刚敲响。就在这时刻，赣州发动了第一次###大搜捕。
这个时期蒋经国的声望，可以说是“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在国内外爱好和平、民主、进步的人士中引起广泛好评，但在国民党内部却有一种 “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恶浊的气体，弥漫到重庆他老子那里。国民党反动派有的指责赣南的改革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地道的共产党，赣南快被亦化了。”
这种“化学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小蒋的母亲遭日机轰炸丧命，使他的仇日情绪急剧高涨，做出了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性质的过激的抗日救亡举动。之后，那些受他的“除暴安良”和“三禁”打击的土皇帝、地头蛇，以为抓住了他的辫子，联合起来勾结省府省党部的反动人士向重庆最高当局递折子告状，这些地方士绅重弹小蒋在南昌时期已经被指控的旧调，认为小蒋的做法和口号，与共产党一模一样，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到了赣州则有过之无不及，说小蒋在赣南搞“赤化”，闹“###”，要暴动，赶走熊式辉，夺取全江西。反正怎么恶毒怎么写。他们又把小蒋的“建设新赣南”的说法做法，说成是他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党和苏维埃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搞出的名堂，蒋经国走的是中共的“群众路线”，蒋经国的勤政亲民源自苏共的“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思想，蒋经国是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培训干部，总之，他的“建设新赣南”就是苏联经验的翻版。那些反动派明白要赶走小蒋，就要往他头上戴“红帽子”，因为他老子最讨厌“红帽子”，虽然国共合作了，他也老找茬跟“红帽子”闹磨擦。
尤其糟糕的是，陈立夫兄弟掌控的中统，以及戴笠主持的军统，亦向重庆当局提出报告，指称共产党员已经潜伏进蒋经国的文宣机关工作。蓝衣社旧成员也打报告说，蒋经国的办公室本身遭到共产党员的渗透。小蒋身边是有些共产党员，他们是帮助他搞抗日救亡，因为国共还在合作抗日嘛。
“折子”上得多了，老蒋就起了疑心。老蒋本来就是个谈“共”色变的人，本来就疑心儿子“一身睡两张床”，可能是斯大林派回来的内线，或中共安在他身边的暗探，在溪口洗脑不彻底，放出来工作就老是冒出苏联那一套。故他一见江西的报告，就十分当回事。而且觉得自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已签发全国有年余，在儿子坐镇的赣南却尚未执行，现在是处置赣南异党的时候了。
重庆老蒋先变了脸，他要求儿子也要变脸，采用的方式十分激烈。
老蒋再次把小蒋召到了重庆官邸办公室，“啪”地把厚厚一册“情报”扔到了他脚下，训斥同时掷过来：“哼！你在赣南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我还相信熊式辉的话，以为你真的脱胎换骨了呢！”说完拂袖而去。
小蒋俯身捡起那些“情报”，一页页翻过去，都是一个调调，说他在赣南搞共产党那一套，说他“骨子里虽是国民党，气质上却是共产党”，说他包庇重用共产党。
老头子不放过他，又放不下老子的架子跟他讲道理，就派了党国###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陈立夫一干人，轮流来教育他。苦口婆心，晓以利害，唱红脸唱白脸的轮换上场，最后是要他反省悔过，保证回去对共产党下手。
儿子###不得力就得派得力的人去，于是相继增派了“政校系”的人“充实”赣州专署，“中统”、“军统”和宪兵也往赣州去了许多，同时又调了大批“蓝衣社”分子去赣州捣乱。
其实赣南并不缺情报特务机构，更不缺特务。
从1939到1945年的六年当中，赣州市的均井巷一号，一直是一个半公开机关“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情报室”的驻地。
这是一幢宽敞的普通民房，房间甚多，光线不太好，走进里面有些阴森森的感觉，从外到里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掌控的特务机关。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对苏联的“契卡”便很感兴趣。他知道特务情报机关的重要，当了江西第四行政区的专员以后，就决定搞一个“新赣南的小‘契卡’”，这就是扩建区保安司令部情报室，改属专员公署。蒋经国把此事交给接任徐君虎当专署主任秘书的黄中美去办，并派黄为扩建后的第一任主任。
情报室分为三组，侦察组长汤觉吾（以前曾任三区保安司令部情报员），行动组长蔡百里，还有一个总务组。
黄中美还向蒋经国推荐了一个临安同乡杨明当副手，派为情报室的副主任。后来这个杨明获得小蒋的青睐信任，黄中美和苏联系情报干部靠边以后，蒋就派杨明继任情报室主任。不久，又派杨明充任赣县县政府秘书（主任），仍然兼任情报室主任。这时，情报室改名特务室。
老子变脸训斥儿子（2）
专署情报室起初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党政军机关实行三禁，查缉烟、赌、娼，同时查缉汉奸间谍、走私贪污，监视所谓“异党分子”。国民党变脸###以后，###成为情报室的主要任务，直接参加逮捕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抗战胜利以后，杨明继任专员，改派他的亲信郭某为侦察组长，刘滨海为行动组长，新增侦缉员牛慎之、汪复初。青帮头子、军统出身的李翼也介入特务室，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段杰也过问特务室的工作。
在当年的赣州，传闻黄中美是个神秘人物。黄是浙江临安人，与蒋经国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同学。据说他到苏联去留学的时间比蒋经国更早，在留学期间参加过苏联的“契卡”（后改名克格勃），从事秘密工作，并曾一度回国，潜往东北哈尔滨一带活动，不久返回莫斯科。1939年，蒋经国邀请他到赣州来工作，当了专署主任秘书，蒋交权给他扩建情报室，并派他兼情报室主任。
情报室的主要人物除了主任之外，就要算行动组长蔡百里了。蔡百里有“赣南的小戴笠”之称，他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在赣州全城编织了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方法是就地取材。罗致收买（名义是聘请）通讯员，加以短期训练，然后为其所用。在旅社、餐厅、浴室里，就从茶房当中选聘，在戏院、影院就从把扎子的当中选聘，在大商店里，就从店员中选聘，在机关团体中，就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