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等待着迎接伤悲。
（顺便问一句：看了我的文章，谁还愿意把自家的女儿嫁给我儿子吗？）
……
五
以上文字写于2001年初夏。4年半后重读此文，再一次为我自己的深刻思考而感动！
2003年，我的两个孩子回国读书。两年下来，他们的中文有了巨大的长进。今年夏天，又回到了加拿大。
这个圣诞节，我特地把16岁的徐超带到北京，让他和我单独度过了一周时间。我带他参观了一些公司、参与了一些活动，还让他在新东方听了我的演讲和咨询，使这个一直瞧不起我的儿子，终于成为了爸爸的粉丝。徐超感觉非常好，他明确而真诚地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要来北京工作！
说实话，徐超来北京工作，对于北京未必是什么好事。中国根本不缺人口，而所谓“人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向着中国流动。严格限制海外人士在中国就业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赞美徐超的选择。他只是在他少年的内心深处预感到，在中国，他会得到更多的同志和朋友，更深的友爱与认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
我知道，我对徐超的引导和我个人经验有关，未必适合每位生在海外的华人孩子。但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与生活。是的，这个选择也许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于徐超肯定有着非凡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我的儿子终于在这片决定了他的生物与文化基因的国土上，找到了他精神的归宿，找到了他灵魂的根基。
附记于2005年12月28日。
除夕的童年追忆
除夕的前夕，我从北京飞到了江苏泰兴的家里，见到了老父老母。看见家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情景，不禁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是多么渴望过春节啊！春节意味着大吃大喝大玩，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提前几个星期买上一大块后腿肉，吊在家里某个耀眼的地方，称之为“风干肉”，就等过年吃。童年的我，就天天看着这块肉，围着这块肉，学习、思考、成长，写作业、流口水——写一页作业，看一眼猪肉，很像成年后偷看女孩子合法裸露的人肉那样，心里膨胀着恨不得马上卸下来暴吃一顿的愤怒，以及那庄严而谦卑的神往！
童年的春节啊！那是吃与游戏的狂欢节，那是肉与鞭炮的迪斯尼。被风干肉诱发的等待和神往，成为春节氛围的一部分，成为童年幸福的一种仪式。这种对于幸福生活的等待，可能是最所谓幸福的核心。希望就是幸福，等待就是快感。它如同长大了等待放假、等待录取、等待毕业典礼、等待工作录用、等待发工资……以及，等待约会、等待结婚、等待生孩子、等待生孩子（因为生了两个）、等待出国、等待回国、等待痛苦和麻烦的过去、等待幸福与梦想的降临那样……虽然那种种等待，有时候实在也会显得漫长，等得人海枯石烂、猪肉风干！
等待春节，延伸了春节的长度，增加了春节价值。没有这种等待，就没有春节，因为春节本身实在是太短暂了。我至今还在思考：母亲为什么提前那么久买一块肉放在家里？难道她老人家故意把美好的东西展示给我而不得，看着它受折磨，围着它练内功，以此来锻炼我追求幸福的超人耐力和强大自制力？以便将来能在新东方什么的地方谋个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春节我要问问我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风干肉终于到了可以拿下来烹制的日子，也就是春节到放鞭炮的时刻！妈妈给我们一人两块钱压岁钱——两块钱！这对1970年代的孩子们，绝对是巨款了！我敢挑战天下同龄人，谁在那个时候有我富有？做一身新衣服——这比毕业时穿的学位服重要得多。拿着压岁钱，穿上新衣服，那种不劳而获的巨大幸福感，以及拿着钱走到街头感觉富可敌国的自豪，至今还甜蜜地荡漾在我的心头。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春节在这种新衣新钞新气象中，迅速变旧老化衰减流逝。
正月初五到初十之间，大人小孩都会有几天节后忧郁症，但元宵节的到来又会给孩子们带来兴奋高潮。正月十三是高灯节，高灯是玩灯笼的日子。十五则是落灯节，落灯节意味着春节的彻底落幕。正月十三之夜，我一定会和左邻右舍小兄弟在黑暗的街头点着灯笼到处乱窜，看谁的灯笼最漂亮最新潮，同时高唱：“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歌声在点点灯笼的夜色中飞舞，飘落在故乡潮湿的小巷里，飘落在童年幸福的记忆里，飘落在母亲寻找孩子回家的喊声里……
落灯之日玩累了的孩子，上床时，一旦想到春节这魔幻的节日已经过去，明天那普通的太阳又要升起，他可能会初次体验人生第一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颓废和没落心理吧？幸福是一种等待，可好不容易等来的春节，就这么迅速地过去了，多么令人伤感、不服、委屈并遗憾——原来人生是不完美的！但那过去了的，已经无情地过去；那穿了半个月的新衣服，坑里来，洞里去，此时已经肮脏不堪；那初一刚到手的两块钱，比血拼，竞奢侈，此时已经出现赤字……好在满街飘飞的歌儿及时赶来提示和安慰孩子：“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毕竟我们还有明年呢！
……
从北京到江苏泰兴家中，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老父老母虽然已经8旬高龄，但非常健康，令我非常开心。但开心之余，总有隐隐的遗憾。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童年时代那种神圣的欢乐，失去了那种围着猪肉等待几个世纪的焦渴之乐，更失去了和几个外甥们一起向爷爷奶奶（我的父母）索要压岁钱的快乐……改革开放不仅释放了人的生产力，而且释放了猪的生产力——现在猪肉如此之多，孩子们不必围观那块风干肉，苦苦等待、默默祈祷了。年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都使得春节的幸福效应在无可奈何地递减。
啊，弃我去者，是那童年的欢乐；乱我心者，是那中年的烦恼；我的心灵再也没有童年的那种纯洁、单纯和源源不绝的欢乐了……但我多想把自己的人生缩短四十年，重回那穿新衣、压岁钱、放鞭炮、盼过年的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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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蒲公英
我有一张照片，看到的人都说是一张艺术照。我同意，同时我也很得意，因为，这是我拍摄的一张照片，是我拍过的最得意的一张作品。
照片上带红帽子的男孩是我的大儿子徐超，当时他两岁，那个金发女孩，叫Sara，是我们当时紧隔壁的邻居小孩。
1991年，我在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读书。由于太太已经毕业，在阿尔伯特省一个累斯布里奇（Lethbridge；Alberta）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全家就搬到了这个地方。
当时我的母亲，从国内来看望我们，实际上就像国内所有祖母一样，是来帮助我带孩子。全家人就靠太太的一份工资生活。家庭的重心有两个：保证太太工作，保证徐超快乐。爸爸和奶奶的地位，暂时退居二线。我尝遍了全职父亲的辛酸苦乐。
后来我在北京，听说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经做过六年全职父亲，恨不得飞到纽约去亲他一下。一个拥有盖世才华的男人，在生命的壮年担任全职父亲，虽然也是伟大的工作，但观众只有太太一个人，想想也是一种委屈！
不过，我的优点是敬业。既然担任全职父亲，我就要做成一个最优秀的全职父亲，哪怕唯一的观众想退票，我也要把这个父亲做好，不仅喂奶把尿，还要摄影拍照！争取得奥斯卡最佳育儿摄影奖！
徐超两岁，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可爱的年龄。我们住在一个低价房租的社区，出门就是照片上这一大片草地。邻居是一对非常善良可爱的年轻夫妇，我居然把他们的名字忘了！——但照片上这个女孩的名字，我还记得：叫Sara。我们和这家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达到了亲密的程度。他们的大女儿Sara，也成为徐超最好的朋友。
每天白天，我们会带着徐超出门玩，徐超走到门口，就会自动拿起挂在那里的帽子戴到头上，然后走出门去，骑小车、荡秋千、玩沙子、找Sara。
照片中的徐超和Sara，正在玩蒲公英。Sara的脚边，有许多蒲公英花朵。Sara抓起一朵小花，对着徐超吹过去，蒲公英的花瓣纷纷扬起，徐超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象，被一次次逗得开怀大笑。
由于相机的拍摄角度，使草地看上去有一望无垠的感觉，其实这只是一片绿化隔离带，并不像显示的那么宽，草地边上就是快速路。大片的绿地，配上晴朗的天空，晴朗的天空，配上大块的白云，形成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景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孩子在一起嬉戏，处在童年幸福的经典状态。我用傻瓜相机把这个场景抓了下来，也留下了我本人在加拿大留学生生活的美好回忆。
所有朋友看见这张照片，都会以为是画报上的。但一听说这是我拍的，马上就会认真多看几眼，因为大家想不到我还有这一手——其实那只是偶然而已。1994年我在北京遇到阿忆，我和他在北大就比较熟悉。他看了照片马上说：可以推荐到《读者文摘》发表。说实话，这张照片要说发表还是有缺点的，比如徐超脸上缺少光。
大概是2000年左右，俞敏洪开车带着全家到了拍这张照片的城市（那里是去黄石公园的一个路口），突然从那里给我打电话，问我：小平，我正在累斯布里奇，并且就在你住过的那个街区，告诉我你的门牌号码，我给你的旧居拍几张照片带回来！
这个感觉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居然去访问我的旧居，而且要拍几张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照片……但是，我居然也把那个门牌号码给忘了！我说了半天如何辨识我的房子，但敏洪是不可能找到的。以至于老俞回国后提到此事，让我感到很遗憾。
不过，这张照片，多少弥补了我的遗憾。徐超的童年，我失去的青春，我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美好的一面，都在这种照片上得到了永恒的保留。
在北大小摊吃煎饼果子
下午去新东方开会，结束时已经晚上八点。老俞立即就要出差，也就不管我们晚饭。与会的安静说：北大校园里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非常好吃，想不想去？
安静是80年代末北大学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却读了投资，现在一家著名国际投资集团担任首席代表，掌控着折合几十亿人民币的美元资金，助长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投资领域有名的人物。
她的邀请，既有美女的魅力，又有金钱的诱惑，加上去北大夜游的雅兴，我和王强立即把另外一个预先约好的饭局忘了，连说“想去、想去，我们最爱煎饼果子！”……即将出差的俞敏洪，看上去一副想退票跟我们一起去的样子，但被我们好意劝阻。老俞命苦，是公开的秘密。
安静让她的司机开着她的黑色奔驰，大家坐上一辆车兴致勃勃就到了北大。
煎饼果子的小摊在三角地西边那条小路上，背靠燕南园的围墙，面对几幢学生宿舍楼。在小摊边，我们和几个学生排着队，等待安静推崇备至的煎饼果子辉煌出炉。
做煎饼果子的西施姑娘熟练地制作着她的艺术品，烤饼、抹酱、撒葱、摊鸡蛋，搁薄脆、合成、出炉……把做煎饼果子的过程搞得很迷人。我们一边欣赏，一边等待，一边说笑，安静指着西南方那座宿舍楼说：瞧，当年我在北大就住在这个楼里！
这就是著名的28楼。28楼著名，不仅因为它是女生宿舍楼，更因为这里是西语、国政、中文等系女生住处。这些系科的女生，比理科系女生总体上要更加浪漫时髦一些，组成了北大最具魅力的仙女阵。那里是北大男生们梦魂萦绕的地方，是学生时代俞敏洪魂断蓝桥的去处，也是我自己当年看着天鹅进进出出、暗自流口水的地方。
王强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2楼。”我也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1楼。”两个老男人，心里都在怏怏地叹息一件事——当年没有住过28楼！
煎饼果子只能一个一个地做，第一个出来，女士优先，我们让安静先吃，安静不客气，站在那里就吞食起来，全然失去了平时的优雅。第二个饼热烘烘地出来，我从煎饼西施手里接过来捧在手上，对王强说：“王强你来。”王强谦虚地说：“不不，小平你吃吧。”我说：“我是说你来排队，等下一个。”王强和安静大笑。我立即消失在煎饼果子的热气中，好像狮子埋头吃一匹斑马。
排队的学生，很快认出了我们。一个女生眼睛发亮地说：“你是徐老师吧？你们今晚在北大有讲座？”
我说：“没有，我们是专程来吃煎饼果子的，据说这里的煎饼果子世界一流——这位是王强老师。”
女生说：“啊，王强老师，抱歉刚才没有认出你来。徐老师经常上电视所以熟悉，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帅！”
我一听，很生气地说：“你的意思是没想到王老师居然和我一样帅是吗？”众人大笑。
女生捧着她的晚饭走向那座依然令我神往的28楼，我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想：这个女孩子，她的未来将会怎样？她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也许二十年后，她也会像安静一样，乘着黑夜，坐着她的黑色奔驰车，专程回母校来吃这里的煎饼果子，并指着28楼告诉她的同伴：“瞧，当年我就住在这个楼里”……同时，她肯定还多了一个谈资：“瞧，二十年前，就在这个摊子前，我还遇到了站在这里吃煎饼果子的王强、徐小平。已经多年不见他们做讲座了——但好像还都没死呢！”然后就开始说我们的绯闻……
人们对自己母校的感情是终身难忘的。虽然这里的煎饼果子确实好吃，安静的魅力和财富，也使得煎饼果子入口难忘，但如果她只是请我们去一个饭店吃饭，而不是来这个北大小摊，我们肯定不会去，而赶去参加老朋友的饭局了——毕竟事先有约嘛！
但夜里去北大吃煎饼果子，就完全不一样。站在自己20年前住过，即使没住过也神往过的宿舍楼门前，与刚下课学生一起排队，和校园里男女一样说笑，同那些充满活力、野心和欲望的青年人一道，感受一次那一去不复返的校园生活，感受一下那飞过不飞回的纯真岁月、梦想岁月、青春岁月、暗恋岁月……心灵获得的感悟，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
这使得这个小摊的煎饼果子具有世上任何美味都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吃了它，你就总想再来。
友谊的意义……怀念吕林（1）
吕林，1961年8月12日生于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级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北大燕园新闻社社长，广播台台长，主编出版影响深远的《新诗潮诗集》。毕业后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离职后创建天爱公关公司。后担任《城市旅游》杂志主编。在北大期间主编《新诗潮诗集》，在中新社期间主编《海外华人名人录》，曾经编写世界名校丛书之《北京大学》，在城市旅游杂志期间主编旅游人文丛书《小镇》。
2005年9月4日因病不幸早逝，英年44岁。
2005年10月23日，吕林亲人、同学、好友在北京大学世纪大讲堂校会议厅，为吕林举办了“怀念吕林”追思会。这是我在追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