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上刊登广告，按摩女也同长三们似的，取了香艳的名字。吹捧文字说“按摩女都是国产品，所以最合国人的胃口”。中国按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国派、巴黎派和中国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然其主业乃是性。据说按摩女为客人提供 “清”或“浊”两类按摩，“浊”也就是“开炮”或“手淫”。６１一指南书讥讽地说，“也有几家专门在按摩上用功夫……不过是少数而已。” 按摩院成了激烈的警世言论的议题。一部指南警告说，按摩院只是将客人的病痛转移到身体的另一地方去，害他得了“风流病”；另一作者指责按摩院“挂羊头卖狗肉”。雇佣欧洲人的西洋按摩院公认十分洁净，与之适成对比的是，各大报纸所报道的中国按摩院则是设施肮脏，按摩女的白色工作服已变成了“土灰色”。有一篇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声斥“一个丑陋畸形的社会制度”，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使按摩女郎成了“变相的娼妓”。文章解释说，在按摩院做的女子生活还不如公开的娼妓，因为她们没有正式的薪金，只靠一点小费。描写她们的文字与描写雉妓类似，说她们也受到狠心的“变相老鸨”的榨取，如果没做到生意或挣不到什么钱，“皮鞭沾水就会光顾到她们头上。”写中国按摩院的文章与描写洋按摩院的文字成为对照，将按摩女和顾客轮替写成受害者。 还有一种打擦边球的卖淫服务，提供者为女向导，她们受雇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兴起的向导社。到了40年代，上海已有好几百家向导社。开始的时候小报的报道还着重描写其“正当”性以及男女向导的斯文体面，但是到了1937年，有的书干脆说向导对上海一无所知，根本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漂亮，简直就是变相的娼妓等等。舞厅和妓院的业主视向导女为竞争对象，他们显然向工部局施加了压力，故向导社是不准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于是它们就将自己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印在餐馆和酒吧的纸巾上。还有一种宣传自己服务范围的方法，那就是雇佣推销员到酒楼和旅馆去，发广告卡，把向导员的照相簿送到客人眼前让他们看。等向导女叫来了，“她正正经经地坐在你的对面，或是坐在你旁边，沉默似地等待着你的举动，你的企求，当然，这门玩意儿总得你自己先开口，先动手，嬉皮笑脸的搭讪上去，甚至无聊的问她几岁？生意好？侬欢喜我！等，她们才会跟着你说笑，跟着你玩……她们也不像红舞女一样的应酬功夫那么好，能够玲珑乖巧的会说会笑。”40年代一名向导女每日可能挣10元，她自己只能留下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要分给跑堂的、推销员和向导社老板。向导女和茶役一样，挣的还不够糊口、买衣服和化妆品的，只好靠同客人睡觉赚些外快。开向导社的许多是小地痞流氓，书中说他们恶待向导女，同老鸨和堂子老板虐待下等娼妓没有什么两样。日本占领以前，６２公共租界的向导社必须在工部局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向游艺场、电影院和百货公司的有一种叫做“淌排”（“淌牌”）或“淌白”的女人。“上海人谓之‘淌排’，言其在路上淌来淌去，颇像浮于水面之无主木排。……略施勾引，她顺着水势便淌到你身边来了，此之谓‘捞淌排’。”她们与雉妓不同，后者在马路拉客受到市政府种种法令条规的限制，但她们却在新建的公共场所游来荡去，不受官方干涉。指南书告诫说捞淌排有危险，一定要仔细鉴别。她们看上去就像女学生，着装时髦，脚蹬高跟鞋，脸上施着脂粉唇膏。大多淌排自立门户，也有的一望便知有跟包娘姨监视着。不知情者难免搞错，“每有一般急色儿，误捞人家人，吃耳光挨毒打。”指南作者细细教会粗心人识别的招数： 如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在百货公司或游艺场等公共场所走动，那她多半是单放的淌白了，“因为好好的人家人，决没有单独一人，必有亲属陪同的。”最难辨别的是“双挡”，即成对出行的女人。书中告诫男人要注意她们走路时“是否回眸斜睬”，同她们搭讪时对方有无回应。倘若女人似乎有意，她起身走时就应盯上，到百货公司楼顶花园的僻静处去谈话，将事情定妥。淌排在游艺场游荡，还有的流动卖娼妇女则蹀躞往来于旅馆的走廊，旅馆的茶房会相帮着一起物色嫖客。大旅馆中还有“流动的按摩”，一部指南说她们是“衣衫华美，皮鞋橐橐的摩登女子”，提供全身按摩，发挥手的才艺。旅馆里还可让茶房去叫算命女，来了就算命或当即做皮肉生意。二战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吉普女郎”的新卖淫群体，她们乘坐着美国士兵巡游上海的车辆，专门为盟军提供性服务。 舞场中的脱衣舞表演亦是顺带性服务的新形式。作为戏剧演出剧目的脱衣表演名义上有个故事，一般都发生在诸如向导社之类的地方。例如，有一出戏名叫《洋人查访女向导》，戏中一个讲蹩脚中文的外国人说出了他的愿望，他要检查他雇用的向导女的身体，看看她们是否受到梅毒感染。这就引出了脱衣的需要，于是脱衣舞就在聚光灯下展开。如果说外国观察家将上海写得富有异国情调，那么上海人则以域外风情作为这些表演的背景。例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夏威夷群岛；另一个1938年上演的剧目《野人袭击美女》在中文小报上登广告，６３称戏里有篝火，并有“红种印地安蛮人和裸露的女郎”。第二年上演的舞剧剧目包括《夏夜露天浴》、《我想干那事》、《沉闷的春日》、《神圣玉体》、《四马乱奔》、《贞女的酥胸》、《桃红色内裤》、《巴黎夜生活》、《她的裤带》和《让我们宽衣吧》等等。这些表演每一个都在各种中文小报上刊登了广告或有报道，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与报道名妓和著名影星行踪的闲话专栏齐头并肩。故事本身写得十分详尽露骨，形成了黄色文学的别类，激怒了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当局会周期性地查封此类小报或收回其出版许可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者在详述性服务新形式时对其繁衍迅速无不感到沮丧，这些新的卖淫方式冲击、破坏了原先使性买卖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作者们隐含的意思是，上海生活中性色之泛滥不仅模糊了娼妓与其他妇女的界线，而且威胁到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属性的稳定性。在少数探讨同性恋的资料中，有人将出现同性恋的原因归结为性的泛滥：“沪市淫风炽盛，以致发生性的变态。”作者争辩说，“若在内地，终可少见。”他看到这股“淫风”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20年前，“那时沪上的淫风，不及现在炽盛，卖娼的花样，也不如现在的多。”然而及至30年代，不仅有了名堂繁多的女性卖娼者，而且“男风”也大盛起来。“人兔”者，系投龙阳所好的男妓，“在那游戏场、各公园里蹀躞往来，飞眼媚人”：“他们的装饰，几已完全女化，且也涂脂抹粉，骚形怪状，乍见之下，殊不易辨别雌雄。”讨论用语与主张改革者谈论妇女卖淫的语言惊人地相似，作者的结论也是，男人去做“人兔”，“原因于生活的逼迫，或其它恶劣环境所造成。”作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卖淫现象，尤其是新式的迅速扩张的卖淫形式，同中国的民族不幸联系起来。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十）
娼妓的生活艰辛、没有保障，但对于上海的穷苦妇女来说，她们的景况恐怕不是最惨的。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员在调查妇女就业机会的时候发现，展示色相和出卖性普遍提高了收入： 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真正的女子职业，惟有工厂女工才是用血汗换饭吃，其它的什么女店员等职业，６４已有几分“活招牌”性质，妓女更是挂招牌出卖性欲的，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的报酬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宿，也能获得袁头三五枚。两相比较，工女确比妓女苦得多！ 然而，这位作者继续用典型的30年代谈论娼妓问题时的矛盾态度说，这职业却不能只凭收入多少来评价的： 物质的报酬，工女虽不及妓女，而精神的愉快，妓女却万不及工女，因为工女不必去挨胡椿的刺痛，不必去承受酒气醺天的接吻，不必装了笑脸去应酬她所不愿意见的人，不必去挨老鸨们的毒打，不必去受工部局的检验。 妓女越来越多地从事性的、而不是社交的活动，中国观察者的著述越来越显著地写到性的贬值和堕落；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娼妓业也日益被再现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 尽管如此，在困苦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最上层的妓女有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工作环境，还往往能嫁给有权势的人，从而走出妓院。自主权则谈不上，从一切方面来说，她们有权力其实只因为她们同有权有势的人相好；然而，凭着技艺和运气，她们的光景以及把握自己人生的灵活度则胜于工厂女工和多数为人妻者。处于社会底层的卖淫业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职别，而是呈现不固定的流动的形态，可以让经济上处于窘境的妇女找到临时的谋生手段。这时娼妓业往往与其他工种和婚姻形成交叉关系。从社会类别看，娼妓业的人员构成有进有出，并无恒定性。 分类与统计最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的是身陷妓院制度的娼妓，嫖客的阶级地位高下对她们不起作用。她们的工作乃至人身都给妓院的老鸨或老板管着，在一些方面地位同奴隶差不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她们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的同时，却也不应忽略另一方面，即她们以各种手段抗争着，对自己的娼妓生涯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论说。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娼妓业的行市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找名妓，主要为精美奢华的享乐，６５现在城里经商做工的人群激增，这些人有未婚的，也有离开了乡下的妻子进城的，于是娼妓业也适应市况，为这些人提供性服务。需求刺激供给，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逃难人、养不活女儿的乡下人，源源不断提供了人员之需。随着卖淫的“普及”，娼妓的处境便也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事各类无执照的地下卖淫或有各种“摩登”职业为掩护的变相卖淫，地位卑贱而且没有任何保障。这种趋向同上海的洋人和华人中发展成长的各类各派改革潮流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治理或取缔娼妓业的呼吁，然见效甚微。娼妓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已被公认为一种社会类型，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是一直到50年代初，市政府才成功地取缔了这一特殊的做妇女生意的市场。 娼妓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话语层面的变化上，但不能将话语的变化只看作是对马路上、游乐场里下层妓女和变相妓女人数激增的现象所作的简单反应。话语的变化也必须同时看作是一张指路的交通图，它表明社会的上层自身处于变化之中，他们所关心和担忧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正是变化的上层之变化着的思虑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娼妓每日所面对的有形环境，而且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她们作出回应的诸多可能性。以下各章将更充分地探讨这些思虑。
第三章 妓院规制（一）
20世纪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书文中所得到的关照远非其他各类淫业形式能比。史料将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语境之中： 它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是产生城市男子气概的场所，也是妓女不断周旋于老鸨、佣仆、嫖客之间，争取自己的地位的社会空间。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开的、有复杂的组织系统的生意场，其营生要靠多方提供货源及服务。顾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开场合召妓前来酬酢宴乐，地点可以在妓院里，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红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间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联系。这类关系又使娼寮成为权贵名士展示风采学识的场所，这里所要表现的男子气概，主要是社交层面上而非性色意义上的品质。造就这副男子气是危机四伏的冒险事业，于是介绍高等妓院的书文便为新手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怎样赢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书提供了有关妓院生意规矩的详尽知识，一个客人要显示自己很有教养、深谙此道，就必须了解这些知识。指南书还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审美情趣和常规礼节。一个男士为了在光顾欢场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面前摆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腰缠万贯的架势，那么不论他是否想同某妓女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都必须对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复杂精细的社交和出账的规矩。不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鸨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杂役佣人交往，也都被刻画为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就需要客人对妓院的内情多有了解才是。 指南书是一种手册，70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作了细致的规定。①书中主要介绍铺张的、有相当规模的、十分公开化的妓院，尤着重于其组织形式方面。当时上海的妓院很可能并不像留下来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许中档的、不那么正式的妓院更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游指南所开列的，是妓院应有的规矩，或者是怀旧的作者遥想往事时所回忆起来的、妓院曾经有过的规矩；这些指南极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发生的变通、谋划或偏离规则等情况。其实它们所说的，只是男人们感到自己应该了解的、处于通商口岸迅速变化的特定环境中的上层社会的习俗，同时它们也透露出这些男士愿意以什么方式整理和回忆这类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世道变了，常常是变得让人扼腕叹息，而指南书的作者和读者企图做的，就是将旨在确立等级流品、确保赋予愉悦感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固定下来。 愉悦妓院规制指南书不但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还因对细节问题不厌其详，而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对作者不怎么关心的另一些问题的解答，例如老鸨和妓女之间怎样分配权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么出路、受到哪些限制等等。这样读指南书经常会使我们看到令人惊诧的权力关系布局，从而挫败任何企图用线性方式描述下属群体等级系统的努力。嫖客无论从社会性别还是阶级地位来说都处于优势，但他们却时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鸨必须很有技巧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中，才能争取到大范围的经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她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年纪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个别妓女会挫败她，挣脱她的控制。妓院里的女佣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们有时也会是妓院中有控股权益的人，那些名义上是雇佣者的人反倒要听命于她们。究竟是谁在为妓院立规矩？以上提到的安排尽管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凭常识所形成的看法，但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第三章 妓院规制（二）
业主和经营者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 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