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通过选举来认可妓女成就的选择过程涉及大量的权谋，成功与否要看妓女有没有本事调动起冶游客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网络。太拙劣地推销自己的妓女会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金巧林交给报社一份自我推荐，用文言文写成，一个评家在报上说，奇怪啊，目不识丁的妓女怎能写出如此有学问的文章？虽然妓女很起劲地争上花榜，不过也有人抱怨说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花榜题名后，一大群人来道贺，人人都盼着得红包。1919年有个妓女放弃了头衔，就因她“妈妈”讲话难听，总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 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个人出面组织，167他们同报纸、出版社关系很深，推举结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内公布。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新创办的小报（“蚊虫报”）开始设花榜搞评选。李伯元的《游戏报》自1897年起，每年举行四次选举。首届选举大受关注，报纸的发行量激增，头一轮卖出5 000份，加印后又卖了3 000份，因此别的报纸效法此行亦属必然。在20世纪头10年中，举办过选名妓活动的报纸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那时很多文章都哀叹说，现在学样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钱才让上榜，真是让花榜降格，有失体统。1909年以前，名妓选举从模仿科举制变成了虚设的空架子，1905年科举废止，花榜却还照样授予状元等等的老头衔。 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上层人士对清廷之无能、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之不力，已越来越感失望。文人素来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议论花榜时亦不免透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有几个作家写道，宫廷臣子“资敌媚敌、纳款献诚”，竟仍享受高官厚禄；因喟叹道，时下连士大夫都如此失德，还怎能责怪“至卑至贱一弱女子”，说妓女不事一主呢？ 1910年至1917年间娼妓界没有举行选举。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已成立，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1917年重开花榜，主办者更新了头衔，不再沿用科举时代的称谓，而给优胜的妓女封军政职务头衔，如大总统、总理、都督、法官、参政、才、艺、品、貌部总长次长、司令、特区司令、政长、督军、顾问等等。乍看这些选举似乎只是昔日辉煌的回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们猛烈抨击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时期，从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回响。然而，有些观察新式选举仪式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使用政治词汇是一种曲笔，用意在于拐弯抹角地批评政府的软弱无能。1681917年，《中华新报》的评论员甚至指出，选举的组织者策划让雉妓（即“野鸡”）以“在野党”的名义参选（“在野党”和“野鸡”共用一个“野”字），恐怕是暗地里表示支持国内的非执政党派吧。评论者又挖苦说，妓女也叫大总统倒是有利于破除中国僵化的等级制度，建立更灵活的西洋式社会制度，是应该视为社会进步的。 民国时期的妓界选举论规模比帝制时代大得多。例如，1917年岁末，新世界游艺场举行公开的选举大会，参加者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在1917年和1918年的选举中，有几个嫖客买下好几万张选票，只投给几个妓女，不仅公开表明他们所推的人选，也是当众炫耀自己的财富。1919年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的选举活动为小报的闲话专栏提供了好几个星期的谈资，所授的称号有嫦娥（中国古代传说中飞奔月亮的美女）、月舞领队、月舞仙子等等。及至1920年，就连上海资格最老的报纸、老成持重的《申报》都刊登了选举广告。各种竞争性选举愈演愈烈，各种名目的头衔越来越多，对发起选举的团体来说，这种势头说明选举的潜在商业价值。这时举办选举的除游艺场和小报外，还有各家公司。例如，1920年有一种大肆宣传的选举是由企妹牛奶糖公司举办的，名曰“企妹香国选举大会”，要选出大总统、副总统和总理。（“香国”两字是必须加的，以区别于新世界游艺场办的选举，后者的名称“花国选举”已经取得版权保护。）优胜者得到一套精致的西式家具，第一名的称号“牛奶总统”（因牛奶糖的主要成分而得名）从此风行上海。企妹公司举办选举的目的是为了推销糖果。与早先的花榜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花榜靠比赛选出，有几千个妓女参加，比赛唱曲和表演的功夫。 但是，在名花选举变得越来越频繁、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的时候，从租界开始响起的改革呼声却改变了这种礼仪活动的大环境。1920年，上海工部局开始以摇珠抽签方式逐年取消妓院的营业执照，花榜选举这才终止。此后若干年中，老派的文人越来越多地著文忆旧，在唤回昔日青楼光彩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怀旧的一种形式是为历届花榜造谱系，将每年的赢家及其头衔一一记录在案。169在一时成为时尚的花榜年谱中，李伯元的花榜以规矩严而被列为典范，说是他选名花如科举，完全以才华取人，不像后来的花榜被贿选和商业宣传败坏了名声。（资料中只字不提科举制度后期也存在着大量的卖官鬻爵现象。）这个时期，文化人士中亮出改造娼妓业旗帜的人数在增加，这部分人不是通过鉴赏品玩妓女的仪式，而是在宣传改革娼妓制度的行动中，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职业生涯（七）
妓女之间的联系网络 娼妓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进入历史记载，只是因为作家和报人感到嫖客或更广大的都市读者对这些事情产生了兴趣；娼妓之间的关系被记录下来的情形也一样。前面曾说到，妓女之间的争执与不和是小报热心追踪报道的内容，同时小报还尽责地报道妓女之间的生意合作或竞争的情形。如果一个妓女出城去进香拜佛，或生意太忙，她可能会请一个妓女来帮忙。两个妓女之间的关系或平等或有主从，这要看各自的资历和走红的程度。有时几个妓女合伙开妓院。报纸评论妓女小团体的密切关系时，会说她们“情同亲姊妹”。不过这种关系究竟多深、能维持多久等等，报道通常是不说的，至于她们抱团（或不抱团）的背后有无感情纽带，报上更少提及。 妓女之间的联系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就是结拜姐妹，纵然没有生意上的来往也能结拜姐妹。有一个自称“十姊妹”的小团体，互相之间的称谓学上海地痞的样，按排行称老大、老二等等。这种做法在20世纪头10年中挺普遍。十姊妹分属不同的妓院，各自结婚离婚的时间也不同，但据说互相之间很抱团，常常在一起聚会。有的资料说叫这种名称的女性团体不只一个，还说如姐妹中有人离开了娼妓行当，那么她的老三或老四的称号就会传给别人。但关于这一点同样缺乏详细的资料。 最有名的团体称呼要算妓女中的“四大金刚”了。金刚原是佛教用语，指把守天国的侍从力士。在庙堂里，这些天神或持剑，或抱琵琶，或拿雨伞，还有一个手中是一条蛇（有的说是蛤蜊）。一部专讲娼妓知识的文集开玩笑说，上海华洋杂居，如此繁华的口岸，确实需要天神守卫，170于是有的便化成肉身下凡，美艳无比，保一方风调雨顺。这哪怕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已将高等妓女的存在同上海的繁荣和安全联系起来。小报频频提到四大金刚，说她们每天去花园的时候受到大官的礼遇。四大金刚究竟是哪四位妓女，各种资料说法不尽统一，学者之间甚至发生争论，但最为经常提到的是张书玉、金小宝、陆兰芬及林黛玉。 “四大金刚”和“十姊妹”不同，它是报纸和指南作者创造出来的组合。几个人之间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共享的商业利益，也不像有任何相似的人品、性格，她们自己根本没有集团意识，只是互不相干的个人，被拼凑到一起。她们都是上海妓界的头面人物，这是她们之间的共同点；因此四大金刚成了她们显赫名声的简称。 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些名士想为没有亲友认领的名妓造一个公墓，让她们得到像样的安息之地，也可供其生前客人、知己、恋人等前往凭吊。他们来找四大金刚，委托林黛玉代为募捐集资，用以购买墓地，并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办。四个女人共印捐建花冢册1600份，每人负责去妓院分发400册，月底收上来。林黛玉头一晚就募到300元，妓女、嫖客都有捐的。（但是另一处的报道却说总共才募到428元，并没有提林黛玉募了多少，反倒是责备她没有管好募捐活动。）四人中文化程度最高、最有文才的金小宝在龙华寺附近选了块地，谈妥了价钱，办理好所有的手续。1899年春季，四大金刚在墓地立界石，树墓碣，镌刻“群芳义冢”题词，并金小宝等所有捐款妓女姓名录。后来，义冢因管理不善竟然消失，到了1928年已无人知晓其方位。 同募捐建花冢同样有意思的，是由此而产生的文字作品。1928年的一部见闻录重印了一批信函启事，其中有代林黛玉拟的、以她的口气写的信，恳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助募捐事宜；还有代林陆金张四人拟的启事，向大众说明建冢宗旨并征集捐款。这些启事辞藻华美，文意深奥，浸透着悲凉情感。女人说自己“生入劫运”，“悲愉不能自由，疾痛谁可与语”，“曾几何时，倏已萎谢”，充满了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无奈。171林黛玉请求其他三人、并四人一起请求“乐善群公”怜悯“已萎名花”，行义举，共建群芳义冢。还说因“是举为维持同类起见”，故妓女认捐责无旁贷，但仍望众人解囊，她们将“分任劝捐”。至于读者究竟能从启事中看出妓女对时世的什么看法，则是历史上的无解之谜。每则启事都是“代拟”的，而拟稿者很可能是个男人。女人用高度程式化的文辞表达人生悲苦和短暂的感念，听上去极似指南、见闻录作者本人的遣词造句功夫。妓女似乎在代表自己说话、在说自己的事情，可是恰在此时，妓女本人的“声音”这个问题变得最让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形在下面要说的戏文中更为明显。花冢落成，小报主编李伯元“发起征撰”传奇，纪念建冢过程中的可歌可泣事。于是有两位名士合撰《玉钩痕传奇》，共分十出，“文情悱恻，传诵一时”。传奇有些部分属于募捐建冢始末的纪实，然全戏却因引入（虚构的？）妓女陈黛玉之死而获得一种完整性，“被恶鸨凌虐致毙”的陈黛玉成为被埋葬在花冢的第一位妓女。利用陈黛玉之死来推动情节，也等于说出了妓女受害的一种方式。虽说高等妓院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摧香”事件，但是这般凌辱在四大金刚的传略中却是一概看不到的。《玉钩痕传奇》和募捐建冢的启事一样，也只能读作由女性的声音诵读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妓女生涯。
第六章 职业生涯（八）
妓女与国家 清末民初，革命风起云涌，其中强调女子教育为国民改造之关键，对沪上妓界影响尤深。妓女也同其他各界妇女一样，组织起来，争取受教育权。1906年前后，中国正设法回购洋人的铁路投资，一个艺名蓝桥别墅的妓女在收复权利的运动中捐款1000元，受到官方赞许，声名大噪。 1914年，有一批年长妓女（其中有林黛玉和翁梅倩）借用达尔文的语言，成立了“青楼进化团”。该组织的两名主要积极分子是张曼君和祝如椿。据说张曼君热心阅读革命报纸，是早期青楼女子爱国思想的代言人。她因做过一次演讲而出名。那时妓女中时兴穿印着国旗图案的长裤，张的讲话谴责这种时髦，指出有那么多战士和英雄都为这面国旗牺牲了性命，而现在她们却把国旗的图案穿到裤子上，172不是叫洋人看中国人的笑话吗？ 祝如椿曾于1897年居花榜榜眼，因容貌娟妍著称。人到中年后，祝如椿开始相信妓女需受教育，才能救她们出“苦海”。（用“苦海”、“花残月缺之悲”等词语来描写妓女境遇的究竟是祝如椿还是指南作者并不清楚。）青楼进化团为募集办学经费搞了一场义演，事先发布消息，“假女戏园演戏一天”，上海许多最负盛誉的名妓登台献技。当夜募得一千多元，用于租校舍、聘教员，报名者五十多，其中包括“房中做手、雏妓等”，组织者本人也都入校学习，指南书宣告“魔鬼地狱一变而为弦歌礼义之邦”。妓女学生在学校懂得了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正如张曼君在一次开会演讲时所说，对青楼的前途不可能不抱无限的希望。 然而，这项事业因与娼妓的营业日程冲突，很快就难以为继。祝如椿离开上海去了天津；本来在高等妓女的职业生涯中，在不同城市间走动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每日演出、接待至凌晨三四点钟，早上起不来，不能按时学习上午的课程。因工作所需，她们起身后要花许多时间梳妆打扮，下午晚些时候又开始招待客人了，而学校要下午4点才放学，故也成了问题。学校缺乏固定的运营基金和有效的管理，学生旷课，学校终于关门，青楼进化团无形中也解散了。 五年以后，妓女冰办起了一所学校。她的妓院有两幢楼，学校就设在其中一幢底层的厢房内，组织比青楼进化团简单些：学生每天上一小时的课，每个月交三元学费。课程由冰的哥哥讲授，他在文学方面有点功底。妓女及其子女入学上课，但四个月后学校关门，据说也是因为学生夜夜陪赌局酒局，耗时无数，荒废了学业。此后不久，冰找了个有钱的军官，准备同他结婚了。 上述组织尽管短命，却标志着妓女已开始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在民国的最初10年中，妓女参与政治活动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1915年，国内对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反应强烈，一些妓女捐出了部分局差收入和胭脂钱，173共计300元，用作民族救亡基金。藏春阁给当地多家报纸写信，表明妓女同各界市民息息相关，她的命运同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她说自己虽生来不幸，现只是北里歌场一歌女，但“青楼女子毕竟也有家，有家的人也必须有国，因此生活的根本就是为国家服务”。她又说，从客人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个国家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或是朝鲜，也就是变成殖民地。她声明说，“我虽然只是个妓女，但我也是国家的公民。”她拿出一部分积蓄捐给一爱国团体，希望对救国聊有所补。 1919年北京的“五四”大示威前夕，上海有19位妓女组织了一个宣讲团，请林黛玉做她们的“大阿哥”或“大伯伯”。（《晶报》评论说“此举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但并未说明为何这个组织不像一般那样得到首肯，反遭如此恶评，被比作歪门邪道的叛匪。）“五四”游行示威事件之后，5月9日为国耻日，妓院关门、停生意一天以志纪念，妓女表态只使用国货。6月上旬，妓院再次停业，妓女和全体市民一起参加罢课罢工罢市活动，直到6月中才结束。冰的门外取下彩旗，换上黑色布告牌，呼吁非暴力抵抗。有声望的妓女宣布组成青楼救国团，在上海散发了2000份传单，号召进行非暴力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学生。她们还设了供应站，为罢课示威的学生送食品茶水。大多数妓女的敬告都只谈国家大事，一般都加上“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等开场白。但是，一个名叫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