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的数字与其说是统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学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见解。他们拿出来的往往是大数，约数，是有伸缩性的数字；它们引导读者，使他们去想像有越来越多的、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1927年的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计达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归因于农村的自然灾害和萧条时期工厂的倒闭。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发表的一份英文报告称公共租界有25000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也就是说，租界的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职业卖淫者”，４０但作者们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她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庭院，在旅馆、公园、电车、影院以及在街头拉客。战后的一项研究将专职妓女的数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这数字应增加一倍，以包括“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一些时段，妓女的人数超过了棉纺女工数。按照1935年公布的10万妓女的数字推算，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按照战后的数字看，则是每15至20名妇女中有一个；如果只考虑年轻的成年妇女，则比例还要提高。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探讨娼妓数字上升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动人口（贫富都有）从其他地区进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1910年到1930年间，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的上海人口增长了将近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口与1930年大体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长了三分之一。1910年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时已超过90％。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厂、尤其是纺织厂找到工作；有的当了佣人或奶妈，还有的进入娱乐行业，或当了娼妓。 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华人管辖的城区里，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战以后的三年间，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而在租界，中国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调，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总爱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长。虽说可能情况属实，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年份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却稳步趋向比较均衡。正是在这同一期间，报告出来的娼妓数目却在稳步上升。 归根到底，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指示娼妓业的增长情况，而是引导人们看到变化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要对什么进行统计，为何统计，由谁来作统计，这些在上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继回忆录之后成为书写娼妓业的主要文类，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赞赏而成为作家的主要议题，这时调查报告也就置换了原先的登记造册而成为娼妓业统计的主要手段。看似确凿的调查数字很快就过时，４１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数字的做法，所传达的意思是，卖淫已成为无法控制的、五花八门的并日益具有危险性的现象。当国家和改革者坚持实行对娼妓的监控时，统计成为大家都使用的一种手段。如此产生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明对娼妓业的限制已见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现了上层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忧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三）
区分类型 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上海娼妓业的长篇描述，诸如冶游见闻、指南向导、通俗小报以及宣传改革的出版物等，无不详述娼妓门户及与此行业有关的匪夷所思的名称和名堂。嫖界也是从知书识礼的名门之后到暂靠码头的外国水手，无所不包。这些妓女的名目中许多是上海特有的。别的城市同样也有当地的各种类型，也以差不多的方式作了分组归类，列数详述。但这些叙述并不仅仅在搞妓女分类，而是作为历史讲叙出来。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 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 20世纪初上海娼妓行当的术语渗透着早期历史的印迹以及对官场的讽喻。“倌人”是高等妓女的一种称谓，本意“为官之人”。1891年一位游览向导作者说，“倌人”出处无从查考，但认为用“倌人”称妓女或许因妓如官，均可视为“公共之物”。他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说该词出自元朝和明朝的“官妓”。另一种说书妓的常用称谓是“先生”。“先生”原是对学者、长者和受尊崇者的尊称，后来演变为说书艺人的行业俗名。英语中往往将这样的艺人译作“说唱女”或“歌姬”（singsong girl）。1935年有一部《上海俗语图说》词典，编者遍查《礼记》、《论语》等多种儒家经典、搜寻“先生”的意思之后，苦笑着说未见一例称女子为先生的。正如上海妓女自成一统，未有先例一样，“先生”这个用语也没有先例（于是亦暗示其不合常规，甚至不合法）。“倌人”和“先生”两个称谓都挪用自有脸面的男性官僚士大夫阶层，于是产生了一个绵绵不绝的话题，即20世纪士大夫和高等妓女传统的式微。 书寓：从献艺到卖身 20世纪中，几乎所有写到娼门等第的文字都会感伤地从“书寓”说起，那是妓中的最高品格，当时已淘汰无存。19世纪后半叶会弹唱、善说白的妓称书寓，专门接待当地的文人学士。通常亦称她们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其表演的场所为“书楼”（说书的书场），所栖息的寓所便称“书寓”（说书人的寓所）。“书寓”亦指这一等级群体。 指南书的作者将书寓妓的艺涯谱系上推了一千年。在上海，据说男说书人为吸引听众，曾起用女性来说书，到头来女人说书说红了，男人便退居后台，操弦为说唱女伴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书寓风气大盛。说书的女子演出时，其红纸名牌高悬书楼外。男人付一元点唱，便算是熟客了。演出后，有些说书艺妓也在自己的寓所应酬客人。19世纪早期，每年都有一次（也有说一年两次）会唱，相当于考核，来认证书寓资格；彼时书寓妓展示各自的唱、说白和操弦之技艺，通过者方得继续谓之书寓。书寓不独花容玉质，华服美饰，其酬宾的烟枪同样出名，更因工于说唱操弦而蜚声沪上。与等级稍低的长三等不同的是，书寓并不侑酒陪席。书寓的艺名（入行时取的名）不惟赏心悦目，且均有诗画的意韵。 依照书寓销声匿迹后出现的怀旧文字看，书寓等级自视清高，以艺技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嘴不卖身”。民国时期有文章说，书寓门第管教森严，凡有妓与心上人苟且者，一经发现，必焚其卧具，扫地出门。 另一些文章则说书寓确在住所“卖色”，只不过是陈仓暗度，公开身份仍是说唱艺人。后来，靠艺为生的妓类渐走下坡，史料暗示说，概因此类女子不愿与客有狎昵之举（“过清高拔俗”了）。及至20年代，书寓已全部融入长三等级。长三自不及书寓品格高尚，４３多处文章提到长三妓女“对狎客有求必应”。“书寓”一词断断续续一直用到1948年，大多数情况下指长三妓女；长三亦接过了“先生”的尊称。 20世纪的作者叙述书寓之消逝，唱出了往昔的挽歌。从前妓与客之间以艺为纽带，并不靠性。由此，“书寓”等级也成为追本逐原的载体，用来讲述优雅文明的昔日故事。与此相对照，一位指南书作者痛斥他置身其中的30年代，说“现在人欲横流，随潮流的趋向，而娼门中人，遂亦不得不松裤子带，为其招揽生意的不二法门了”。 书寓是否限制与顾客的性关系，毕竟是无法证实的了，至于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技艺、生意与性活动的关系，则更是无从查考。史料中清晰可辨的是男性作者面对变迁的错愕和沮丧： 过去只有饱学优雅之士方可享用的无以言喻的欢乐，现在已变成粗俗的商业买卖，变成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买到的性。文中不只哀悼独特的书寓之退隐，而且还为旧文人曾共享的男性愉悦之消逝而扼腕长叹。 长三与幺二 本书第二部将详述高等妓院的经营方式与各种关系，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在传统的分类中所占的比重远大于低等妓女的营生。高等妓院既是抒发忆旧情绪的中介，也是生发出男儿气概的场所。“长三”本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老规矩招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后来虽例规早变，称呼却是沿用下来。整个民国时期，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最。与书寓相仿，长三亦能歌曲，只是节目花样不如书寓繁多。她们服饰豪华，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富商达贵之间。先前出租车还不怎么流行时，长三妓出堂差搭乘马车，或坐“肩车”，即由堂子里的仆役扛在肩头上送去，也等于给妓家的生意做了活广告。民国后期，福州路会乐里的长三妓院颇有名气。阔气的可招妓陪同看戏或游玩娱乐。诸如此类的差事，妓院收费均有定规。 长三一般年纪很轻。４４许多姑娘进长三妓院时还是孩子，是老鸨买来当“养女”的。过了青春期的女子，上等妓院就不肯收了。老鸨自有理由，一来人大了不好调教，二来在她身上花费不少，能干的年头却不多，不上算。 要结识长三，不靠她的一位常客介绍是很难的。长三姑娘日日接待应酬，不过一般却不能指望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即便完全卖给老鸨的亦然。虽说要得到她的人需煞费苦心，但只要客人苦苦“追求”已久，又在妓与老鸨那里抛掷了千金，那么一亲芳泽也非不能。与书寓不同的是，长三并不避讳与狎客的性关系，民国时她们常与客人同往旅馆开房间过夜。长三妓院一直维持到40年代，为沪上生活一大特色。 再下来就是“二三”和“幺二”妓女了，两种称呼也都来自骨牌名。民国时期，二三逐渐消失，后一律统称长三了，然幺二却仍是分明的等级。民国时她们的资费说是打茶围、招待瓜子水果一元（俗称“干湿盆”），侑酒二元（故以“幺二”即“一二”谓之）。在通货变化的年代，幺二们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何不清楚，不过民国年间要让妓女晚上陪伴助兴，耗费肯定大大高于“幺二”名字所示。众口一致的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卖色费用也低于长三。幺二妓院规模一般较长三妓院大得多，每个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 幺二妓院对生客熟客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一则文字直露地评述道，“只要你袋里有六块大洋钱，便可教她跌倒在你铁蹄之下，元宝翻身，任你摆布。”有一部指南书写到有的女子离开长三队伍去当幺二，或是被管她的人（一般是养父或养母）逼着去当幺二，皆因幺二卖身钱来得快，不似长三堂子名堂繁多，耗时耗力，不容易来快钱。作者评道，长三姑娘去当幺二，弯子不大好转，感情上身体上对于说卖就卖难以适应。 作者们在历数上等妓女类别时，尤突出妓女因经济所迫而不得不多松裤带的时刻，以为那正说明妓业悲惨的滑坡。例如，1922年有一部花界编年史记述道，４５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青楼救济团”，观察家想当然认为成立该组织是为给工部局施加压力，使其取消禁娼的决议（详见第十一章），可不久就发现事实不然。该组织其实掩护了一个从事秘密皮肉生意的窝点，狎客经过筛选，价格亦十分昂贵。如今生活费用上涨，只有极少数的妓女能洁身自好，不以身取钱了。报道到此，作者不禁唏嘘慨然。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四）
韩庄与咸肉庄 如果说在长三妓院，性交媾只是次要的或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么针对着阔绰商户的“韩庄”（从“台基”一词演变而来）就是专做私底下男女苟合的生意了。从书写韩庄的回忆录、新闻报道、警世檄文、历史传奇等等看来，其滋味与危险均在于打破了严谨的家庭防守线： 到了庄内，男人可以睡他人的小妾或体面人家的大小姐。这些文字意味着，只有在淫乱迷醉的大都市里，如此不轨才能自树一帜，合法生存下来。 韩庄风气从19世纪中期一直沿袭至20世纪10年代。除了官姨太和大小姐（她们中不乏来韩庄与家里反对的情人幽会者），韩庄也有一定数目的妓女，供客人包夜、包月或更长期的租用。女庄主起劲地罗致女人与狎客，庄花收了费与庄主拆账。写到“###”男女如“新式学校”安排课程似的给自己的幽会做计划，文章作者不免露出嘲讽的意味。随着旅馆业的兴起，韩庄营生衰落下来。旅馆又提供了一处私会的场所。 20世纪，韩庄渐为更加公开的公娼堂子——“咸肉庄”——所替代。与各等级的高级妓院相仿，民国时期的咸肉庄也是公开的设施，也纳税并领取执照；但与韩庄类似，目的只在让情急的男人立即满足淫欲。客人来了只给上一杯茶，而不是头等妓院里的各色点心，也不讲究交际。1932年的一部指南书写道，咸肉庄 完全以肉欲为前提，所以最受急色儿的欢迎。因为没有妓院的虚伪周折，痛快的纳了相当的代价，４６便可满足欲望。 这里的女人是“咸肉”，指南书的作者写她们的时候尽情把玩文字游戏，说什么生意清淡的小肉庄里“未尝没有火腿家乡肉在里面，既可便宜，且招待殷勤”，谈“肉味的美恶”与价格的关系，介绍“斩一刀”的花费（20世纪30年代3元，全夜5—8元）。说起令人谈虎色变的性病，一部30年代的向导书用了“咸肉臭”的字眼，另一位则提醒读者说，“食肉自以新鲜为贵，加过盐的咸肉，非但失却肉的真味，并且多少总还带些臭气，非胃口好的朋友，终有些不敢承教。”咸肉还作为一种转喻，指明了上海作为外埠人聚居地的性质： 咸肉虽不清鲜，却耐贮藏，旅客携作路菜，最为相宜，整块煮熟后带在身旁，随时可以取用，割下一块，送到嘴里就吃，便利极了。上海是活码头，出门人最多，“咸肉庄”就为便利旅客而设。 不讲社交，只管解决性欲，这是咸肉庄的共同点，但别的方面咸肉庄之间却有很大差别，高档的“贵族屠门”装饰华丽，寻常的也就是基本设备。普通肉庄的妓女接客的房间俗称“鸽子棚”，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接客时间的长短按付费多少而定，一个完事再接下一个。老鸨们被毫不留情地形容为“一种剽悍凶暴的老妪”或是“一般风骚尖刻的徐娘”，标志着这一类堂子相对属低层次，因为说到高等妓院的业主是从不用如此粗俗的字眼的。 或许因为咸肉庄是在公共租界开始禁娼的时候兴盛起来的，所以大部分都开在法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到20世纪30年代，指南作者开始评论说“‘咸肉’营业跟着上海旅馆事业，一同突飞猛进，近年来大有压倒长三幺二之势”。这些描述只是沧海一粟，反映了当时弥漫着的情绪，即娼门等级界限打破，原先以书寓长三幺二为中心的妓院文化败落了，直截了当地变成了拿钱换性的生意；随之大滑坡的，是原先那个有序的社会。追忆长三和蔑视“咸肉”在这类文字中总是联系在一起。 雉妓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上海，最大的妓女群体叫做“野鸡”或“雉妓”，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