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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老奥巴马给父亲侯赛因的回信中说，他一定要结婚。很快奥巴马就出生了，当时他们商量好，等老奥巴马学业完成后就一起回肯尼亚。但是老奥巴马的父亲又写信，威胁他说要废止他的签证。外婆这时气得都有些歇斯底里了，她在报纸上读到肯尼亚的茅茅起义，认为女儿去了会被砍掉脑袋，而外孙会被人抢走。
其实老奥巴马从夏威夷大学毕业时，有两所学校愿意提供奖学金，一所是纽约的新学院，另一所就是哈佛。新学院愿意提供一切，除了提供食宿以外，还提供一份工作，足够一家三口之用。哈佛只提供学费。老奥巴马非常固执，他坚持要去哈佛，接受最好的教育，证明他是最好的。
母亲感叹那时候他们都太年轻，“我们都那么年轻。我比你现在的年龄还小，他也只大几岁。后来，他来夏威夷看我们的时候，是想要我们跟他一起回去。但是那时候我和罗罗还在婚。他的第三任妻子刚刚离开他。”
母亲又给奥巴马讲了她与老奥巴马的第一次约会，他约她在学校的图书馆前见面，她到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所以她就打算等他几分钟。天气很好，她躺在一个长椅上睡着了。一个小时后，他和两个朋友才到。她醒来了，他们三个站在那里看着她，老奥巴马说，“你们看，先生们，我告诉你们她是个好女孩，她会等我。”
几个月后，奥巴马接到一位姑姑从肯尼亚打来的电话，她说老奥巴马出车祸去世了，并让他转告在波士顿的叔叔。那时是奥巴马过完21岁生日后没几个月。
当奥巴马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在电话的另一端，母亲哭了。
他也给波士顿的叔叔打了电话，没说几句话，气氛有点尴尬。奥巴马没有去参加葬礼，他给父亲在内罗毕的家人写信表示哀悼，并请他们回信，他有点担心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邮资。他没有感到痛苦，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失去了一个机会。他去肯尼亚的计划也就此搁置了。
七 人生的方向
1983年，奥巴马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了，获得了政治科学方面的文科学位。在哥伦比亚读书的两年里，奥巴马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他已经决定要做一个社区组织者，他并不认识什么人是靠做这一工作过生活的。同学们问他社区组织者是做什么的，他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们。他说明了做出改变的必要。白宫需要改变，不能让里根和他的下属继续一些肮脏的交易；顺从、腐败的国会需要改变；国家需要改变。改变不会来自于上层。改变要来自草根阶层，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
“这就是我要做的，为了改变，我要把草根阶层的黑人组织起来。”
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朋友，都发自内心地赞扬他的理想，但他们不会和他一样，他们都打算去申请研究生院。奥巴马有一种冲动，像一尾鲑鱼似的盲目朝着自己心目中的目的地漫游。在课堂上，在讨论会上，奥巴马都会带着一些他从标语或者读过的书本里得来的冲动思想，他错误地认为这些有用，可以使他所感觉的东西得到检验。晚上躺在床上，“黑人历史月”期间每周二的人权运动，会像一个个连续的镜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母亲在他小时候讲给他听的那些黑人英雄的形象，也会一一在他的脑海中走过。这样的形象在精神上支持鼓舞着他，引导着他的情绪。他们好像在告诉他，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不是孤独作战。他们好像在告诉他，在这个国家，社区不是凭空就可以得到的，至少对黑人而言不是如此。社区是要创造的，是要为之奋斗的，是像花园一样需要照料的。它们随着人类的梦想而扩张或者萎缩，在人权运动中，这些梦想会不断放大。
在静坐示威中，在游行中，在监狱歌唱自由的歌声中，奥巴马好像看到了非裔美国人社区变得不再只是一个黑人出生或者长大的地方。通过组织，通过共同的牺牲，他们已经获得了真正社区会员的身份，因为他们获得了会员身份，这一个社区将不断发展，而更大的美国社区，包括黑人、白人、褐色人种的美国大社区会重新定义自己。这样的一个社区将会见证奥巴马独一无二的人生。这就是奥巴马关于社区组织的思想，是一种救赎的希望。
因此，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奥巴马给他知道的每一个人权组织写信，给那些制定了进步议事日程、已当选的黑人官员写信，给街区委员会写信，给租户权利组织写信。但没有人给他回信，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他决定先找份传统的工作，先偿清学校的贷款，也许还应该存一点钱。他想自己以后会需要钱的。组织者不赚钱，他们的贫穷就是他们诚信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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