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即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2008年11月9日，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4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2009年一季度，33％认为是2009年二季度，53％认为是2009年下半年，3％认为是2010年，只有4％认为“作用不大”（《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年终调查》，《财经》杂志2009年第2期）。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在中国，股市的回暖将会是社会恢复信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技术的层面来看，中国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发生前就已经一步跌到位，现在已经有了触底反弹甚至反转的条件。其次，股市对经济的反应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会出现回暖，因此股市的反弹甚至反转，具备经济条件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股市牵连到经济的许多方面，比如企业的融资功能，比如个人的消费行为。在这当中尤其是要看到，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仅可以使大量的现金解套，而且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可以考虑将股市反弹，作为撬动信心恢复的一个杠杆。
危机条件下信心的恢复还取决于社会和市场中的确定性。近些年来，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毒奶事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造成中国的食品危机。市场的非规范化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市场秩序恶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最近网上的一个帖子讲道：我朋友是开电脑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一家大公司要50台电脑，用在办公上。这家大公司的工厂有几千人，该公司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如果能接下来，可以说，利润相当丰厚，但是要电脑公司先供货，2周后结算。朋友觉得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这么大的订单，虽然有风险，但是觉得这么大一家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就先发货给对方了，没想到，前天去该工厂查看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经跑了，几千名工人12月的工资没有了着落，办公室门口还聚集了几十家供应商，都在催要货款。他提醒人们，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订单，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当受骗！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个跟帖，表示遇到类似的状况，并留下电子邮箱（//clubcat898/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2625857。）。市场秩序恶化的结果，将会是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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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
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而内需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加大投资力度为主调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时之内将GDP的增长速度拉动起来，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甚至通过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性能，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具备的基本社会条件，导致今天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插曲，西方国家经济的回暖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西方的经济回暖了，我们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续下去了吗？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西方经济的回暖可能比人们预想的要慢；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给了西方社会一个很深的教训，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改变过去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将会渐成趋势；更重要的是，其实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因此，趁着金融危机的压力，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折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至少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内需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给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解力夫：《身残志坚罗斯福》，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莱维·巴特拉：《1990年大萧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李庆余：《看美国如何构建社会和谐》，2006，//tiebabaidu/f·kz=147614468。
李昀：《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物》杂志2007年第2期。
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孙立平：《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10月号。
孙立平：《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收入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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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既不能说已经就是经济危机了，也不能说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用加引号的中国经济问题来称呼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发生的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首先取决于如何判断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由世界或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多。第二种看法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持这种看法。他指的主要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的发展方式中的问题日积月累，即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其实还有第三种看法，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吗？不就是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与其说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前一段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即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不但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能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候美国面对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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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正遭遇跟当年大萧条一样的坎儿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而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换言之，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而言，卖不出去的牛奶确实没什么代表性。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其他产品，如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等，也就是耐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台电视机。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这个转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我查了一下材料，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500多万辆。而我们2007年的汽车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的市场是800万辆。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菲特、里斯，198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正是美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时期。无独有偶的是，房地产和汽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每个人月收入50元左右，加在一块100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七八十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