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中国，而北中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则是《国闻报》。报纸办的好坏，主要靠的是报馆主笔，《时务报》当时靠的是梁启超，而主持《国闻报》的严复也大有来头，当时号称“南梁北严”。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严复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痛感民族危机严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一系列主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1897年10月，严复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租界创办了《国闻报》，不久该报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
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系统的介绍到中国，其中尤其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本是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重要作品，严复在译述时，结合中国实情写了不少按语，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以此阐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并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
《天演论》的成功发行，使得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天演论》中的许多词语，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时尚最流行的词汇，不少人甚至将这些词语拿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号，如后来的胡适（字适之）。
据说，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连连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不少进化论的观点。毫不夸张的说，只有从《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开始，才开始真正激起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渴求，严复也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的地位。
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天下闻名，后来湖南时务学堂就盛情邀请他去担任总教习，梁启超欣然同意。在他到达湖南长沙的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湖南官绅及社会名流熊希龄、唐才常等纷纷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
但是，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时候，经常放言高论，无所顾忌的鼓吹其师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梁氏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当地守旧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异端倾向和言论，当这些言论传播出去后，“全湘大哗”，先前还真诚欢迎梁启超赴湘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纠集一批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梁唐二人。
在这些人的强大压力下，与梁启超同气相应的长沙南学会主讲人皮锡瑞被赶走，南学会被哄闹，《湘报》主编被殴打，王先谦等人还发动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攻击湖南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官员。由此，湖南原本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遭受重创。不久，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也只得黯然离开湖南，前往北京。
而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而忙得不亦乐乎。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康有为心急如焚，于1897年12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他在上书中沉痛的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国内老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王朝的生存，如再不及时变法图新，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此次上书，再次因为康有为的上级领导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而未能递达给光绪皇帝，但是，这封上书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和上海见诸报端，在当时不亚于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连深宫里的光绪皇帝后来对此也有所风闻，并有意召见康有为，以当面听取康老师对变法革新的通盘设想。
但是，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也并非万事神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皇帝直接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通过中间方式，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以了解康老师的变法主张。
1898年 1月 24日，对康有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该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奉命在总理衙门找康有为谈话。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这次谈话，说荣禄曾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他却毫不客气地回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虽然康有为的反驳很有道理，但他只是个新进的六品小官，用这种口气回应当朝红人荣禄的提问，怎能让人对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康有为的狂妄自大，即便开始对其颇为赏识的翁同龢也都觉得他过于“狂甚”。但出于政治考虑，翁同龢还是在这次谈话后在光绪皇帝面前夸赞了康有为一通。
光绪皇帝听后，大感兴趣，于是康有为在五日后遵照皇帝的旨意，日夜赶工，将《上清帝第六书》（即《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因为有了皇帝的指示，没有任何的阻挠便很快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并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小皇帝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但是，制度局一设，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或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随之面临着下岗再就业的危机。这样一来，原有的官吏队伍人心惶惶，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并极力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
在这些人看来，康有为等维新派目前不过是权力的边缘人，他们变法的目的，实质上是试图通过设立新机构来夺取权力而已。尤其是康有为提出在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被反对者认为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反对者抱怨说，如果朝廷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由于反对者的势力太过强大，康有为觉得完全依赖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变法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维新力量能形成相当的气候，以配合他们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康梁等人又想起了组织学会的办法。康有为先是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成立了粤学会。在维新派的组织下，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也相继在京成立。1898年4月，在各省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联络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随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变法的浪潮一时激荡全国。
保国会的成立，使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保守派们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并恐吓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弹劾，但未被查禁。
但是，由于保国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参加动机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包括出面发起保国会的御史李盛铎，他看到风头不对，竟也转而掉头攻击保国会，结果保国会在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出席会员大为减少，最后不得不停止###。
然而保国会虽然停止了，但朝廷中变法的舆论氛围越来越浓了。为了开风气，造舆论，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又创办了《万国公报》，每日随《京报》附送给朝中大臣。经过《万国公报》的一番舆论轰炸，尤其是在翁同龢和孙家鼐等帝党官僚的暗中支持下，康有为筹组团体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当时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了！
8．1、红灯照，红灯到
此国难记实际所指是庚子年事，即义和团之乱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之事。义和团旧称“拳匪”，本不足为道，但机缘巧合，其挂起“灭洋”大旗之日，正好是慈禧太后欲废绌光绪帝之时，由于废帝举动被各国公使所抵制，慈禧太后因而怀恨在心，竟然将义和拳合法化，尔后又“悍然”向当时世界上主要强国宣战，其行事之乖戾荒唐，实在是骇人听闻，为古今中外之罕见。以下传奇就像一个多彩的画卷，重现了在一百多前的那场风潮和躁动中，晚清政府的风雨飘摇、官员士兵的无能和贫民大众的愚昧无知。
8．1、红灯照，红灯到
甲午战争后，天津北乡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地河工在挖河渠的时候挖得残损石碑一块，上面刻着些文字，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数都已经被浸漫腐蚀，难以辨识。惟有二十字，可以清楚的认出，原来为一个谶语，说：“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当地人见了纷纷称奇。
但到了庚子年（1900年）的四五月间，天津民间忽然出现“红灯照”的传闻，其事迹一传十，十传百，天津城里城外，人人皆知。
所谓“红灯照”，据说指的是一些十来岁的少女，其形象如电影《神鞭》里看到的那样，红衣红裤，扎红稠，左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当时人或称红衣仙姑。
“红灯照”的最初版本，说是有一老妇，聚集数十个红衣少女，围成一圈设坛授法，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后，修炼成功，这些红衣女子便自称为“太师姐”，并转教其他刚入坛的师妹。
古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红衣仙姑修炼成功后，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手中的红扇挥舞，便能像仙女一样飞离地面，就像装了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越升越高，飘然空中，而且还能从夜空中手摘红灯，掷下地面。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红衣仙姑竟然能长时间的飘于夜空，并且越飘越高，仿佛夜空中一群硕大的萤火虫，不停闪烁，或上或下，忽近忽远，十分古怪。作法的仙姑多的时候，她们一会像佛珠一样连成一串，一会又象一群游鱼一样，在茫茫夜空中游游荡荡，时分时聚；又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发出璀璨光芒，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他们像炸了锅一样，纷纷奔走相告，大伙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别提有多吃惊了。有好事之人，更是爬到屋顶上观看，甚至一夜不睡的。
随后有人说，红衣仙姑能够在空中掷火，专烧洋人教堂和住宅。又有人说，仙姑还能呼风助火，把洋人教堂烧它个一干二净。如此大快人心事，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天津城。
天津人讨厌洋人是有原因的。早在1870年天津就曾发生教案，洋鬼子们打死过中国人，因此天津人讨厌外国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马关条约》签订后，大清国势日衰，各国也就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而与此同时，洋鬼子特别是传教士们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且在各地招收信徒，由此在各地引发了教民和本地人之间的诸多冲突。以教案为要挟，各列强更是抓住机会强租中国港口，譬如德国就强租了胶州湾，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如俄国强租旅大、英国强租威海卫等。
话说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了一件教案，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德国天主教堂下面的一群教民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由于教堂袒护教民引发了激烈冲突，结果众怒之下，不但教堂被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也被打死。
那山东曹州一带是什么地方？此乃是水浒之梁山泊故事发生所在地，自古就是习武成风、民风强悍。此地发生乡民械斗，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因为打死的是“洋大人”，这下不得了，马上就要演变成国际事件了。
果不其然，万里之外的德国皇帝闻讯大怒，立刻点派弟弟海因利克亲王率德国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前来中国兴师问罪。据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报道，德皇临行前训导海因利克亲王说，“如果中国阻挠我事，即以老拳挥之”。
既然德皇说要用“老拳”政策，地方官员当然不敢得罪。但问题是，官员对教民的无理袒护将使得当地居民对洋人和本地教民更为不满，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误解和仇恨。譬如，有的教堂建立育婴院收养孤儿的善举，往往也被恶意蛊惑成洋人收养孤儿，最后却开膛破肚取出心肾等器官去做药引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天津人对“红灯照”故事才坦然接受，信以为真。毕竟，当时又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因而“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越来越尖锐。
庚子年的五月初，天津城于是出现如此奇景：家家户户挂红灯，迎仙姑；天津城内城外的大道上，喜气洋洋，只见点燃的火把和大红的蜡烛，一路上高高排将过去，有如车水马龙，万星闪耀，气势惊人。民间都传说，“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
后来，又有自称“沙锅照”的组织，其成员人人挟夹着一个大锅，形如巨钵，碰到拳民战时，就劈柴做饭，给拳民做后勤工作，以供应那些义和拳民。这些“沙锅照”成员，带的沙锅并不大，但却自称做出来的饭可以供应上百人。当时有人感觉这些“沙锅照”成员，貌似乞丐，他们沿着各家各户索要粮食来供应拳民，天津人也没敢拒绝。
五月中旬后，天津城外有艘古怪的小船停在北门外，船的周围都用红纱蒙住，里面有一老太婆，自称自己是“黄莲圣母”，船里还有两个美貌的仙姑妹妹，自称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后来听说有拳民在战事中受伤的，给抬到船边后，仙姑就在伤者伤口上傅以香灰，过了几天居然有蛆自己从伤口中爬出。
庚子年的四五月间，天津的种种奇特骇异之事，几乎都搁一块发生了。
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也风闻此事，很是好奇，便派人把“黄莲圣母”迎入总督署，自己还穿着朝服对其三叩九拜，大概想沾点仙气，谁知“黄莲圣母”很不给面子，巍然端坐，一点也不为所动。
裕禄自觉无趣，只好命令手下做了两杆黄旗，上书“黄莲圣母”四个大字，一路上吹吹打打，把“黄莲圣母”连同两杆旗帜，送到北门侯家堠某个神堂里供奉着。在神堂里，“黄莲圣母”端坐神橱中，其四周垂下黄幔，外面香烛袅袅，接受万众礼拜，一时间真是风光无限！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黄莲圣母”慌忙逃去。而此时的义和团大师兄们也四处逃散。有几个大师兄在一小船中遇到“黄莲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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