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 第7部分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哪，这也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说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当时道光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由此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饭吃，就给特别准备的韭馅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人为乐。

　　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太爷爷乾隆的诗强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人这次非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可。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想象中的互派公使是，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后来他们觅得一个借口，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这艘亚罗号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也就是说，归英国保护。这又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国际化产物。

　　香港被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海盗的生意日渐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派人将他们缉拿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海盗活动一向是深恶痛绝，但这次，他们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都信奉这个理念。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向他的总督衙门每十分钟开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这个事实证明，印度的甘地先生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我们的叶名琛总督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誉送给叶大人。但是，英国人一贯是讨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以也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

　　正当英国人要大动干戈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攻打广州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起义了，英国人暂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获胜。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仅过一年，印度事平，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合给叶名琛下最后通牒，但叶总督照旧不予理会，他此刻正在长春仙馆里大拜吕洞宾、李太白二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总督被囚禁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并且拒绝洋食，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最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叶名琛自比苏武，但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却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虽死何益？

　　广州城陷后，英国人找来了原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这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汉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而是默认到1859年柏贵去世为止。

　　英法联军随后被上天津，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据说美国和俄国早就串通一气，闻风赶来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甚至酿成大祸。

　　事情的缘由，是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僧王把英法舰队引诱到一片烂泥滩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洋鬼子，取得了有史以来对外海战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也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

　　刚取得大胜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依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逃回。天津陷落后，北京门户洞开。

　　据说，1860年的六月新河之战前，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对此称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