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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之后我和晓曼就算认识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和她又单独在一起吃了几次饭，她的眼睛里渐渐多了些欲说还休的东西。接下来同事们便看到由我、晓曼、大鱼组成的三人团在单位同出同进，但我们一直没跟大鱼说晓曼是我的“女朋友”。
小区草坪上有一架秋千，我们三个人时常去玩。通常是两个人坐在那个长木椅上，另一个人负责推动木椅荡起秋千。有一次轮到大鱼推时，他用力过猛，差点连秋千架也推翻了。那时我和晓曼并肩坐在椅子上，她吓得一下子抱紧了我，她的双腿也压到了我的腿上。那一天她穿着裙子，我感觉她的双腿修长而柔软，那一刻我决定要泡这个女孩。当天晚上我就把她约了出来，“你做我女朋友吧！”我直接对她说。她不吭声，默默地低着头。我上前一步抱住了她，她嘴里含糊地“恩”了一声同时仰起了脸，我看袄她的双眼用力地紧闭着。第二天早晨，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我发现她老是缩着脖子，走到她身边细看时，我看到她脖子上有一两处淡淡的紫色。在最初的几次接吻中，我总会让她的脖子留下那样的印痕。
大鱼辞职转投人民日报社了，他说就算他不主动辞职老#也会开除她的，因为他已经两个多月没签一笔单了。老#曾说过，“我不养闲人，如果谁想在我这儿混那点保底工资，那他会混得很不开心！”我到人民日报社去看过大鱼，他们的办公室在人民日报印刷厂的地下室，从地面入口进去要弯弯曲曲地过好几道门。地下室里凉爽异常，穿得太单薄甚至会感冒。大鱼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创收部门上班，他们的策划一个星期改八次，但收成却寥寥无几。大鱼过去不到一个星期就签了一笔三十万元的大单，据说他在老#那儿时就瞄上这条“大鱼”了。大鱼到人民日报也不是冲着这块牌子去的；之前他曾到其它几家媒体去看过，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个部门开出的提成是最高的。大鱼请我们几个旧同事去兆龙饭店撮了一顿，我们把大鱼灌得大嘴，在护送他回人民日报社的车里，大鱼狂言不止，“什么他妈狗屁精英，这年头谁挣到钱谁就是精英，否则就是蠢材！”他还喊道，“什么叫优越感？在北京就有优越感了？操，活得像个蚂蚁一样，还优越感呢？！”
八月中旬，黑龙江一个绿色生态县举办首届“绿色食品节”。承办方和大鱼他们相熟，并通过大鱼他们邀请在京的其它媒体代表。大鱼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正在从江苏回北京的火车上，他说，“咱们好久没一起出差了，这次你再忙也得去黑龙江！”回北京后我只休息了一个晚上便和大鱼起程去黑龙江。软卧车厢里还有十多名其它媒体的记者同行，大鱼为我们一一做了介绍。这之后大鱼和我去餐车要了两瓶啤酒边喝边“唠嗑”。“你怎么不把晓曼带来？那些哥们当中好几位都带着女朋友！”“她请不到假，你知道的，老#那只有她一个文员。”参加这种新闻发布会大都是公差、私差一起出，记者们下去吃喝玩乐拿红包，回来后在各自的报纸上发个“豆腐块”完事。我问大鱼，“你怎么没带上你那位艳梅小姐？”大鱼道，“操，你骂我是吧？带那么一个丑姑娘，我不是丢脸丢大发了吗？”艳梅是大鱼去人民日报社不久后搞到手的一个女孩，大鱼说之所以泡她是因为“她的身体超级敏感，一经触摸便发出动听的叫唤。”我又问道，“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带上你那个旧相好赵雪呢？”大鱼却说，“当初我上赵雪主要是想刺激一下和华那*，后来我发现赵雪想粘上我，这就不好玩了。”
我们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承办方的热情接待，所有从北京来的“记者”全部都被安排在当地最豪华的宾馆。“绿色食品节”的主会场在县体育馆，在通往体育馆饿路上，省市各级领导和来宾的车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人声鼎沸、彩旗招展，一派过大节的喜庆景象。来自新华社的据说是主任记者的一位老同行感叹道，“我们的人民真实淳朴啊，他们是如此容易满足，他们的欢笑是发自心底的！”也就是这位主任记者，因为主持人在宣布来宾名单时把的职称降低为“记者”，而对承办方大加指责，称他们“太不会办事！”承办方后来通过大鱼他们向这位主任记者致歉，并奉上了一个加厚的红包。末了，这位主任记者带上几箱土特产，“不苟言笑”地飞回了北京。他是我们那一行人中唯一一个乘飞机返京的，承办方解释说这位领导要赶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另外，考虑到他年纪比较大，而且下来这几天身体一直不舒服，所以给予了特殊照顾——望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多多体谅！
接风洗尘宴、节日欢庆宴、道别欢送宴，名烟名酒，外加晚上的“特别活动”，记者们简直有些乐不思蜀。那晚，大鱼搂着一个高他半头的女孩推开了我的房门，“怎么，一个小姐都看不上吗？”我说晚餐时酒喝多了，现在头痛想早点休息。大鱼在那女孩的脸蛋上摸了一把，“你们当中有会解酒的小姐吗？”回北京的火车上，大鱼说当地的女孩太粗糙你没搞是对的，不过，我们主编一人要了两个。
晓曼（2）
晓曼又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而我一直在家睡大觉、看电视。她说，“你不能老这样闲着呀！你又不是大款，就算是大款也不能坐吃山空吧？！”我说，“你就让我在闲几天吧，我还没闲够呢。”我们结束了成天在外面吃饭的日子，改由我操持起厨房的事务。有一天晚餐时晓曼对我说，“你做饭的本事越来越高了！”“*的本事呢？”我接了一句。“你这人怎么没个正形呀？！”她放下筷子，生气地看着我，可是不到三秒钟她便忍不住笑了。她很喜欢用双腿夹着我的腿，趴在我身上睡，而她两腿之间那片柔软的地带总是那么温暖和湿润。我喜欢她只穿一件我的衬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你的腿真漂亮！”我由衷地赞美她，并说，“每当看到你的这双腿，我就感到自己特别地爱你！”“你只是爱我的腿吗？”“我特别爱你的腿。”很多女孩的腿上下比例悬殊，外型像萝卜；也有上下比例不那么悬殊的，而且比较长，但不是太“肌肉化”，就是太“骨感”。晓曼的腿不仅上下比例协调，而且柔滑圆润。
“你会和我结婚吗？”晓曼搂着我的脖子问我。我说，“这好像是比较遥远的事情。”她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听听你的心里话！”我目不转睛地说，“这就是我的心里话。”晓曼这时从我身上翻了下来，直挺挺地躺在我身边，两眼盯着房顶一声不吭。“好了，”我把头侧向她安慰她道，“美女，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婚纱？”她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来，“我不喜欢那种白色的婚纱啊！我要在婚礼的那天穿红色的衣服，大红的那种！”她的话把我逗乐了，“是不是还要把七大姑八大姨都请来，多摆几桌呀？”“当然了，”她兴奋地说，“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当然要办得热热闹闹的！”“你真可爱！”我笑着搂了搂她的腰，很柔软。
十一月四日是徐鹏的生日，这使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大学生活。那时每到我的生日或他的生日，我们都要到校外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徐兄，如今我们相隔千山万水，音信全无，我只能遥祝你生日快乐！早日找到你梦寐以求的女孩！徐兄，你去年给我来的那封信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你在信中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一定会在相聚的！”我期待着我们的相聚，期待着与你开怀畅饮！
又是一个无聊的周末，我躺在床上看小说，晓曼在屋子里做清洁。大鱼来了，他说他们刚搞了一份针对民办高校的策划，他已经联系上了厦门的一所民办大学，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不过，”大鱼说，“对方要求我们乘火车过去，飞机票概不报销。”“操，从北京到厦门火车得三十多个小时！”我从床上坐了起来，边穿袜子边问大鱼，“有把握搞定吗？”他说，“五成把握。你什么时候能出发？”我没回答他，看了一眼晓曼，晓曼围着围裙站在窗户旁边，她一撅嘴道，“随你吧。”我和大鱼第二天便整装出发了，晓曼拉着我的身有些依依不舍，自从我们好了之后，我还从没有离开她太长的时间。我在站台上吻了她，她的眼圈有些红。
“火车驶出伟大祖国的首都，向着南国大地徐徐进发了！”大鱼的“临行感言”引来了周围旅客的一片笑声。我好在有这么一位善侃的旅伴，不然这种长途旅行就太闷了。大鱼在江苏读的大学；比我早一年走出大学校门。他念的是中文，但很少写东西。大鱼曾说他自己是“及时行乐主义者”，认识大鱼的人都说大鱼是一个“工作起来很有点子、泡起妞来很有办法”的聪明男人。“看得出晓曼对你很不错，”大鱼递给我一瓶矿泉水，“你对你们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我和她还有将来，”我喝了一口水，“我希望我能帮她实现某个愿望。”“你会在北京买房子吗？”“目前还动过这心思，我只知道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在北京你如果没有一套自己的住房，那种漂泊的感觉会更强！”“是啊，有时候漂得太久就会让人怀疑现实、怀疑生活。”“我可没有你那么深刻，我只是觉得房子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是在北京这么一个高房价的城市。我们报社有几个哥们办理了按揭购房，从此便好像背着个房子活着，活得……”“活得像个蚂蚁似的！”我笑着接过他的话。他也笑了，“是啊，比蚂蚁还累！”
大鱼说，“房子、车子是都市人的强心剂，很多人，几乎全部的‘北漂’都是奔着那两样东西活着，他们是北京最活跃、最不知疲倦的一群人！”我笑道，“干嘛，你这开理论研讨会呢？”不过说归说，我认为大鱼讲的还是颇有道理的。大鱼在兴头上，“其实做业务并没什么不好，北京多的是机会主义者，收入的不稳定更加刺激了机会主义者的雄心壮志！他们比那些有稳定高薪的人更懂得生活的真谛，因为‘一成不变’的生活那只是活着！我说过，在北京混的人都很有优越感，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使得北京像一个*强烈的男人，每时每刻都*着，顽强地要求着性高潮！”大鱼的言论引起了临座几位女士的不满，她们的代表走过来交涉，“先生，请你讲话文明点。”
晓曼（3）
火车每到一站；我和大鱼都要下到站台上伸胳膊踢腿活动几下；顺便再买些东西吃吃喝喝。在上上下下的过程中，大鱼和我们那节车厢的列车员混熟了，他甚至坐到列车员的小房间去和那个女孩聊天说笑。第二个晚上，我们补了两张软卧票，从硬卧车厢搬到了软卧车厢。很快，大鱼又和软卧车厢的列车员眉来眼去。我笑他“真是一条发情期的鱼”。晚饭后我们在“吸烟处”吞云吐雾，大鱼一根接一根抽得很紧，我说“小心把你的*点着了。”他说，“我现在欲望平平，列车员比空姐差多了。”他又说，“飞机进入平流层之后，机长可以启动自动驾驶程序，这时候他如果找个空姐在驾驶舱*，那种感觉肯定超爽！”我本想说，“驾驶舱又不只机长一个人”，但大鱼所描绘的画面太具想象力了，我不由得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你真敢想！”
那晚我们谈到了“处女”这个话题，他说“我不在乎和我上床的女孩是不是处女”。我说“你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虚伪，”他说，“如果一个处女和我上床时心里却想着另一个男人，那这个处女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不是处女的女人在和我*时与我身心交融，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处女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鱼在云雾缭绕中幽幽地念了一句，“轻解衣衫，我爱你，与身体无关”。“你写的？”我问他，他答“大学时我对一个女孩说的”。我继续道，“有人说男人最在乎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女人，女人最在乎的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这是否说明女人在反方向上也存在某种‘处女情节’？”“你说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初恋吧？”大鱼淡淡一笑，“男人大多由性而爱，女人则正好相反，当然，风尘女子除外。我觉得说女人比男人更在乎自己的第一份爱情，这样更准确些。”那晚，大鱼让我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泡妞、玩女人的肤浅男人，他对男女之间的很多问题都都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已经不是一个纯情的年代，”大鱼说，“但这又不能简单地说好或者不好，‘痛并快乐着’，这话是说的？我喜欢！”
记得那晚大鱼还表达了一个观点，“有些人在失恋时痛心疾首，认为自己此生再也没有爱情了，他们的理由是真爱只有一次；而我认为，一个人能否遇到真爱这要看缘分，或者说运气。比如有的人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中百万元的大奖，而有的人却终其一生连一块钱的小奖都没他的份。所以，爱情是缘分、也是运气。”
在厦门火车站，大鱼和我上了那所民办大学派来接我们的车。前来迎接我们的校办主任刘国明告诉我们，晚上杜校长将与我们共进晚餐。
杜校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谢了顶的男人，他酒量很不错，席间频频举杯敬“北京来的两位领导”。来厦门前我和大鱼已经商定此次由他当领导；作为领导的随行人员，我在酒席上履行职责地恭维了“杨主任”几句。大鱼和杜校长交谈甚欢，一个说，“民办高校是国家教育资源的重要补充，你们大有可为！”一个说，“我们倍感任重道远！”我和校办刘主任简单地聊俩哦机句，他是西安人，四十出头，来这所学校已经快五年了。刘主任告诉我们，明天的工作安排是，上午我们和杜校长座谈，下午由刘主任带着我们参观学校校园。那晚酒足饭饱回到宾馆已经是九点多钟，大鱼微醉，他到洗手间用凉水洗了把脸，然后轰然倒在床上，嘴里念叨道，“这个杜秃子还挺呢能喝，妈的，就是看起来虚头八脑………”
大鱼的感觉是对的。在第二天上午的座谈中，杜校长果然没有“配合”我们的工作。大鱼还在不辞辛劳地强调中央媒体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杜校长却边接听手机边走出了办公室。“执行第二套方案吧，”我对大鱼说，“看来这老头在我们来之前就定了主意。”大鱼叹口气道，“也只好弄点零花钱了。”待到杜校长重新回到办公室，大鱼跟他闲扯了几句之后便道，“这次千里迢迢来到厦门这片热土，亲眼见识了杜校长开创的事业，让我们对民办高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大鱼这时悠然地点了一支烟，笑道，“这次调研工作虽然辛苦，但收获颇丰、感慨良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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