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菜。夜间寒冷，但我们没敢用煤炉取暖，怕的是被煤气熏得再也喝不着鸡蛋胡萝卜汤。
刚毕业那会我们也是租住这么一间平房，那间房里除了两张板床外别无它物。我们置办了锅碗瓢盆，买了一张可以折叠的小木桌用来吃饭和看书写字。我们住进那间四合院时正赶上一个邻居搬家，他把一个油漆班驳脱落的衣柜送给了我们那个衣柜柜面上的三块大玻璃全部掉了，三个大洞让人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空虚”。我们找了几个钉子钉在衣柜里挂衣服；那么大块的玻璃我们是买不起的，衣柜上不装玻璃正好也省去了开门关门的手续。怎样把炉子里的煤烧着这也是一件难事，通常下班回来后我们都会到同院的左邻或右舍借换一个燃得红通通的蜂窝煤。起初，我们在屋子里炒菜做饭，搞得墙壁上、衣物上全是黑漆漆的煤灰和油烟。后来我们把炉子挪到院里，我们两个协作炒菜的场面便成了该院的一道风景。房东家上初三的小女儿一见到我们就笑。徐鹏有次问我，“你猜那女孩是不是处女？”我转身看了一眼那个正笑得花枝乱颤的女孩，回答道，“这我还真看不出来”。徐鹏道，“她现在很可能还是处女，但是北京女孩太开放了，此女的级别很快就会改变的。”我随口应了一句，“她明年就考高中了，应该不至于留级吧”。“或升或降，只是很难保持正处级了。”徐鹏在说到“正处”两个字时用了重音，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笑着又看了那女孩几眼。
我们买了几张大白纸盖住了黑乎乎的墙壁，我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类的句子。苏誉光临了一次，送了我一套十二张波音公司系列客机的明信片，还有一大袋麦片，里面带着四只塑料杯子。我和徐鹏把明信片绕墙贴了，每天都看着这些浮在云际的波音客机，也许会激励我们不坠青云之志。徐鹏虽是浙江人，但性格其实比北方人更北方。他用洗脸的毛巾毫不顾忌地擦手擦杯子、掸床上桌子上的灰尘。99年圣诞节我姐姐从广州来北京看我，晚饭后我和徐鹏去打台球，我姐帮我们收拾那间小屋。我们回来后发现小屋焕然一新；徐鹏惊奇地发现他那条黑乎乎的毛巾也被洗得恢复了原来的色彩。后来有一次闲聊时提起这件事，我姐姐有些惊讶：啊，我以为那是一块抹布呢！
小师妹吴妙鲤
有一阵子我喜欢上了一位叫吴妙鲤的小师妹，她是广州人，中等个，很丰满、很柔软的那种女孩。她说她还没去过圆明园，于是我们认识不久后我就带她去了那里。圆明园的那些残垣断壁至今看起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人们不难想像当年在这里曾有过多么疯狂的掠夺。一边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边却是现代化的娱乐场所。我和小师妹先去玩了卡丁车和电子枪，后来我们走进了一个人工山洞，洞里气氛阴森诡异，小师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挨在我身旁。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洞内昏暗的灯光忽然全部熄灭了。我顿时也感到很紧张，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灯光却又亮了。在走到一片吊有青藤的地带时，洞顶突然落下一个面目狰狞的东西，同时一阵“嘿嘿嘿”的恐怖笑声在我们耳边响起，小师妹这时一头扎进我的怀里颤抖个不停。我定睛再向前看时，只有几根青藤在晃动。小师妹仍在我怀里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我趁机会用力地搂紧了她。
从那个山洞里出来后我们又去走了迷宫，起初我们总也找不到出迷宫的路，我于是把她抱得高高的，让她寻找行之有效的出路。这样抱起她三五次后，出路是找到了，可她也搂着我的脖子不肯下来了，我只得背着她走。在一个湖心小岛散养着一群鸽子，我买了两包鸽食看着她逗鸽子玩，她玩耍时的样子非常可爱。从圆明园回来后她经常到我和徐鹏住的小屋里来玩，有一次我留她吃晚饭，切菜时不小心把左手食指切了个很深的口子，但我没告诉她，当时只是匆匆地跑到附近小商店买了块创口贴。当她那圆圆的乳房亲密地贴在我的胸膛上时，我感觉是那么的温暖。我用双手轻轻地托起那一对*，眼前的那两抹粉红令我情不自禁地叹道，“真是美妙！”她问我，“你爱我吗？”我说，“我喜欢你！”“喜欢没有爱深刻，对吗？”“这个问题太深刻。”
我喜欢你的名字，妙鲤，美妙的鲤鱼！我喜欢你的身体，温暖而柔软，与你在一起时我经常想，温柔也许就是温暖和柔软这两个词的简称。
在元旦前夕除旧迎新的气氛里，我们一起憧憬我们的未来。她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她不喜欢北京，毕业后想回广州，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我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也许会离开，也许会永远留在这里。她问我为什么不考研，有高学历留在北京才有前途啊！我说这么多年的考试我都考怕了，我不认为高学历与远大前途有什么必然联系。那晚的交谈让我们彼此都感到不愉快，新年的头几天我们也没在一起度过。
2000年春节期间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去“天涯海角”玩玩吧，我说我没钱付路费。她问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我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她于是说那你还不考研，这样……我没等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的这位小师妹对于“未来、前途”这些概念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总是试图加以描绘。但我们在这些概念上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讨论起这些概念，我和她的关系便显得很没有未来。如果你和一个人共同寻觅你们的未来时，发现你的未来和他（她）的未来并不一样，你会怎样抉择呢？有一首歌唱道，“你拥有你的去时来时路，我若同行，命运如何？”那个叫苏誉的女孩就从来不谈什么未来、前途，她有几句话让我印象颇为深刻：未来在我手里不在我的想象里，有时候想到的未来未必能做到，做到的却是你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
毕业初的应聘经历
刚毕业那会，我和徐鹏也应聘过“销售代表”、“业务经理”之类的活儿。面视很简单，接着便是战前动员大会：“前辈们”现身说法，激励新人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动员大会末了，会场总会响起“真心英雄”、“爱拼才会赢”之类的励志歌曲，音量之大让新人们晕头转向，而业务界的“前辈们”则个个豪情满怀。出发，由每一个“前辈”帮带一个新人——出发时当然会带上销售任务：或衣帽鞋袜，或者化妆品，或者珠宝首饰（当然是质量低劣的那种）。
在公交车上，我和我的“带头大哥”并肩而立，他神采奕奕，我心事重重。一位领带扎得跟红领巾似的哥们对我的带头大哥说，“瞧你带的新手，肯定差不了！你在瞧瞧我带的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孬样！”我的带头大哥微微一笑，优越感十足。红领巾哥们叹道，“真是强带强，弱连弱，这样下去你们的提成越拿越高，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这时汽车到站了，我从我的新老同事们中挤出来，连声“再见”也没说就直接下了车。我的那位带头大哥扒开窗玻璃直喊，“还没到呢！还没到呢！”
几天后，徐鹏也不干了，“真受不了！对谁都得陪着笑脸，妈的！”徐鹏一般不说这种粗话，很明显是推销这个行当让他受到了刺激。但不可否认很多人“受得了”，他们拿花儿一般的笑容勇敢地贴向一张张脸或者说一扇扇屁股——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已。我的第一位老板是一位有着络腮胡子的江苏人，他说，“之所以用你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你的学历在北京算不了什么；之所以用你是因为我看你挺机灵的，接受新东西起来应该很快。”说完这些他便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那天是周二。我没有说“谢谢您得到赏识”之类的话，我不认为他那是在赏识我，我回答他“下周一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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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会（1）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班，他的呼机打不通，他也没给公司来电话。中午我们吃饭时樊新会的女朋友从北大打来电话，焦急地央求我们快些拯救樊新会：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无人员”。
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诗人樊新会
这家公司是做图书策划的，附带也做少儿歌舞及书画类的比赛。我当时所在的部门是“少儿书画比赛组委会”。公司里有一叫周廷军的*，大家平时都喊他“周经理”，但却不知道他是负责哪块工作的经理。周廷军管得很宽，图书校对他指指点点，歌舞比赛他也说东说西。每次公司会议，他还当中和老板大声争吵，却每次都被老板骂得败下阵来。这*来公司好几年了，平时的言行俨然是“二当家”；但据说其工资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板的外甥，一个叫“连发”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脸，爱好打电脑游戏、看A片，他是公司实质性的后勤部长。我和连发联手攻下了《生化危机》这套游戏之后，他又找来了好多游戏和他一起玩。有时玩到深更半夜我们就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看A片，他说香港的*没意思，还是西欧的够劲。我在学校时从没看过国外的这种片子，沾他的光打开眼界。连发说他那玩艺儿虽然没有老外的长，但也很厉害。“你得先抚摩她，等她的小洞里流水了再插进去……”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对玩女人津津乐道。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说在北京混当然得泡一个北京小妞玩玩。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游戏”，我问连发，“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时候就没想点别的？”他不解，“想别的干嘛，我只想把她干得叫个不停！”妈的，这个小畜牲！
公司里有位“诗人”叫樊新会，比我大三岁，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我把樊新会介绍给徐鹏，他们在地理上是老乡，在兴趣上是“同志”。樊新会这人不修边幅，头发老是乱得像刚跟女人打过架似的，为此他没少挨老板的数落。他的工作是图书校对，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视眼近距离地审视那些图书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点时樊新会也没来上班，他的呼机打不通，他也没给公司来电话。中午我们吃饭时樊新会的女朋友从北大打来电话，焦急地央求我们快些拯救樊新会：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无人员”。当天下午我们老板就亲自开车去昌平把樊新会“赎”了出来，这让我们对老板的印象有了些改观。第二天早晨，樊新会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公司众同事面前，他剪短了头发，刮净了胡子，至此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书生。我们再没看到他那个年代久远的背包和那辆简约至极的自行车。他愤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个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电话时是我接的，我竭尽所能地安慰了她，并向她作了一个*似的保证，“我一定让公司领导去把他救回来！”
樊新会在国庆节期间请我和徐鹏吃了顿饭，他说他想去西藏，问徐鹏愿不愿意一起去。徐鹏沉默不语。我当时有些郁闷，为什么他不问我愿不愿意去西藏呢。那顿饭吃到饭馆打烊才结束，有个句子被樊新会前后念叨了七八次，“人们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每念叨一次他就大笑一次。看来诗人都有点神经病。
再后来，樊新会真的去了西藏，听说他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去了。得知此事时我已离开那家公司一月有余，我的一位旧同事告诉了我，我又转述给徐鹏。徐鹏听后感叹道，“给诗人以自由如同给生命以律动！”徐鹏说樊新会的思想远比他自由，我说姓樊的这哥们够潇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徐鹏的女同事
徐鹏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编辑。那家出版社选题定在都市通俗小说，以徐鹏的文字功底，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同事们为蝇头小利而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还有某些无能鼠辈为保住饭碗成天对领导溜须拍马。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偾世疾俗的人，愤世疾俗这个词太极端。他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他用纯净的眼睛努力寻找着生活中的真善美，但生活在这个时代注定了他是一个失望者。在文学社的期刊里他写道，“每个人本来都是有棱有角的，在生活浪潮的冲刷下，一堆又一堆鹅卵石出现了；人们认为鹅卵石般的身材才是适应社会的好身材”。
2003年当我们相聚在浙江时，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以血泪煮熟我的性格，以适合众人的口味”。不难想像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心苦，是的，是“心苦”，而不仅仅是“辛苦”。
人人都活得辛苦。徐鹏告诉我他们单位有好多“叔叔”、“阿姨”吃的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午餐，早晨他们上班后把饭盒搁置在暖气片上，中午便就着白开水吃那些微热的饭菜。徐鹏的同事中有一个叫玉彩云的，比徐鹏大一岁，他们是同一时间进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下班后又同一段车程；但由于不在同一个部门，他们平时形同陌人。有一次玉彩云在公交车上给了徐鹏一张名片，徐鹏为其买了一张车票，这才相聊起来。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