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
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王震忙打断毛毛的话：“上班远吗？上班干些什么？活重不重？”
毛毛回答道：“上班不算太远，大概也就几百米，工人师傅为了我爸爸上班方便，把院墙砸开了一个口子，省得爸爸走远道。”
听到这话，王震略感欣慰。
毛毛又说：“上班的主要任务是当钳工，活倒不算重。工人师傅不让我爸爸干重活。”
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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