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一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敌军的“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廖汉生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抓住了廖汉生。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回答说。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廖汉生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了？”
“都还安全。”廖汉生回答，接着把红军走后的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贺龙叫他马上回山上去，把贺民英和大家接出来。
廖汉生顾不上休息，当天又匆匆赶了回去，报告了喜讯。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了。
红军这次回来，打下了鹤峰县城，初步恢复了湘鄂边苏区，并向桑植和鄂西一带活动。
转眼间到了5月的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各自回家下地插秧，夜晚再集中起来驻防。一连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感到疲劳不堪，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心软了：说，“这样太累了，大家还是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睡吧！”
贺民英身边只留下十几个人，分开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里，贺民英、徐涣然带着两个妹妹的遗孤和几名队员，住在西边人家，贺戊姐带着儿子、么妹贺戎姑，廖汉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周岁的儿子，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东边的农会委员许横生家。
就在这天晚上，当劳累的人们熟睡之后，农会委员许璜生悄悄溜出屋，向敌人密报了游击队的情况，领着团防大队前来偷袭。
凌晨，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放哨的游击队员唐老么刚要报警，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小小的洞长湾里。当大家惊醒时，敌人已经分别包围了两处木屋。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一声：“我喊赤卫队去！”第一个冲出屋，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冲着屋里的人喊：“你们快走！”而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黑暗中只见四处都是敌人枪口迸出的火光。廖汉生打了几枪，见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与敌人对射着。
贺戊姐因为患哮喘病跑不动，落在后边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撤走时，残忍地把她枪杀在水田里。
贺民英见敌人来袭后持枪冲出门，却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徐涣然背上她正要走，肩膀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来。贺民英一边让徐涣然先走，一边继续还击，正在这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腹部，她当即牺牲了。
红军团长向刚很快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增援。敌人在天亮时匆匆退走了。
这次遭敌偷袭，除贺民英、贺戊姐两姐妹双双牺牲外，还有三人遇难、三人负伤，廖汉生的妻子肖良良和怀中的儿子被敌人抓走。洞长湾里鲜血殷红，哭声一片。
怎么办？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廖汉生强忍悲痛，合著泪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情况，询问：“今后该怎么办？”
贺龙收到信，派警卫员朱绍田来接大家。他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选择靠山根的一块平地草草掩埋了贺民英姐妹和其他牺牲者，搀着受伤的游击队员，翻山越岭来到红军驻地。
在军部里，亲人相见，又是一番哭诉。贺龙默默承受着一夜间失去大姐、二姐的悲痛，把姐妹们遗留下来的几个男孩子安排在警卫班当战士。贺龙问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坚决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贺龙当即任命徐涣然、廖汉生为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又发了一批枪，要他们回去重整队伍。
他们回到太平镇集合起赤卫队，进一步扩大队伍，成立了游击大队，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跟敌人作斗争，接连同团防队打了两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半年以后，这支游击大队编入红军部队。
廖汉生从1927年夏投奔贺民英时起，到1933年5月将她亲手安葬，在这支游击队里生活、战斗了7个年头，亲眼目睹了贺家姐妹在贺龙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逐步成为工农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全过程。贺龙一家可以说是满门英烈，大姐贺民英、二姐贺戊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大妹贺满姑被捕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么妹贺戎始在当红军营长的丈夫刘玉阶牺牲后不久也去世了。
在廖汉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贺龙及贺家姐妹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龙一家人对党无私奉献、对革命坚贞不渝、对敌人决不屈服的精神，使他永生难忘。
1933年夏的一天，红3军军部和第9师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把在第4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的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
廖汉生数年一直渴望当一名红军战士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2．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
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
进入正规红军部队后，廖汉生进步很快。1934年9月春，廖汉生调到红3军第9师担任师政委。
上任的当天，就赶上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一块水田中央，祠堂四周围着1丈高的石头墙，里面住着南腰界团总冉瑞庭的武装，是盘踞在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
第9师准备拔掉这颗钉子。当时红军没有炮，廖汉生和钟师长就请当地木匠掏空一段树筒，打上几道铁箍，做成土炮，里面填人铁砂、铁片，后面装人火药。进攻准备好后，钟师长一声令下：“开炮！”
轰的一声，炮膛里的铁杂碎没打出去，炮身却炸了，没有成功。部队硬攻了一下，也没奏效，只得收兵。
第9师把冉家词堂围困了半个月，廖汉生组织师宣传队把那些团防队员的亲属找来，动员她们喊话，促使许多团防队员跑了出来。
于是，第列币再次组织进攻，这一次廖汉生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手榴弹，由各团团长担任突击队长。又新做了几门土炮。炮声一响，轰塌了围墙一角，突击队乘势发起猛攻，廖汉生紧跟着突击队冲了进去，拔掉了这颗钉子。
1934年10月，红3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黔东临时根据地的建设，从酉阳县南腰界的一张白区报纸上获知，红6军团来到黔东谋求会合。
红3军的电台早在两年前撤出洪湖时丢失了，因此主要依靠从白区报纸登载的“剿共”新闻中推测外界情况。不久前第9师打开贵州沿河县城，曾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是一些战士不认得，想打开这个铁盒子看看里边装着什么，捣鼓好一阵也打不开，一气之下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电台送到廖汉生面前时，已经成了一蛇废铁。廖汉生看着报废的电台，又好气又好笑，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缴到电台或是其他不认得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得毁坏。
贺龙和军政委关向应分析白区报纸的消息，认为敌人披露的红6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能的，于是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红6军团。军部率第7师为一路，第9师为一路。
在沿河县境内，红3军部队碰到了由李达参谋长带领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李达参谋长介绍说，红6军团奉党中央命令于8月撤出湘赣苏区，前来会合。几天前在黔东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李达率先头一部突出包围，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得知情况后，红3军两路部队立即朝着6军团与敌军交战的。方向急速前进。一天，第9师来到梵净山下，发现前方山上有一支部队正在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情况，把机关枪架到了山顶上。廖汉生和钟师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对方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专捡偏僻陡峭的小路走，见到这边部队就往山上隐蔽，不像是前来“围剿”的敌军，倒像是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军号联络，对方回答是红6军团第50团。廖汉生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与第50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
第二天晚上，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镇，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推门进屋，见贺、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经贺龙一介绍，才得知这几人是中央代表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
几天后，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第7、第9两师改为第4师、6师。
红6军团远道而来，物资装备损失很大，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团政治干部。
红6军团的袁任远调到6师来当政委，廖汉生改任副政委。廖汉生对此毫无怨言，在廖汉生眼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与廖汉生是邻县同乡，论年龄，比廖汉生年长13岁；论文化，袁上过大学，廖是高小毕业；论资历，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廖入党仅1年；论工作经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廖当师政委不足3个月。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甘愿当好助手。后来，袁任远调走了，廖汉生才重新担任了师政委。
红2、红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锋，挺进湘西，攻占永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了敌军3个旅。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