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第6部分

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声称他是暂时离开，日后还要回来，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周士第上任后，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各排长开会。开始由于各排长不明周士第的来意，都很不安，面色阴沉，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周士第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现驻大沙头的飞机，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要求各排长仍各负其责，并多提建议，共同把工作做好。这番话使各排长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第1排排长开会前在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如果势头不对，即拨枪出来对打，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当他听了周和党代表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面带愧色地说：“我想错了，以为你们是来缴我们枪的，先换队长，后换排长。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们打死。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机头张开的驳壳枪，双手交给了周士第。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将枪还给了他，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排里工作。

通过多方面工作，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周士第在飞机掩护队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立住了脚跟，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革命政府手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阂、刘震衰，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杨、刘叛乱。

5月，杨、刘公开叛乱了，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

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企图重新夺取广州。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此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在这次讨伐杨、刘的作战中，“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个个精神振奋，负伤不下火线，勇敢冲锋，不怕牺牲，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

1925年6月，徐成章调离，周士第担任了“铁甲车队”队长。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地民众纷纷起来，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即引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6月3日，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6月19日，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25万人，有13万人回到广州。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波及全国各地，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中共两广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任大队教练，纠察队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各校学生、黄埔军校、“铁甲车队”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机关、部队等共10万人，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召开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宣布，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行进，沿着惠爱东路、永汉路，出长堤，至沙基、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万一发生武斗情况，“铁甲车队”可以立即驰援。

当日下午15时10分，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法、葡等国驻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武装人员，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构筑有工事，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架着步枪、机关枪。

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沙面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突然朝游行队伍开枪扫射，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纷纷中弹倒地。

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头炸掉了，肚子炸开了；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有的血肉横飞，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其景惨不忍睹。当场遇难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红十字会会员等有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及毒弹。“达姆弹”爆炸力大、杀伤范围广；毒弹使受伤者麻木，不易医治，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

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冲进沙面去”的口号，向沙面桥冲去，捣坏了第一道铁门。

在帝国主义者用枪炮向游行群众疯狂扫射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正行走在大新公司（现广州的南方大厦）附近。当看到帝国主义这样凶残地屠杀我无辜同胞，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都想冲上去与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周士第虽也悲痛万分，但他是一队之长，不能蛮干，忍痛做着队员们的工作，“我们是军队，上面没有命令，不能蛮干，先抢救伤员要紧。”

在周士第的指挥下，队员们迅速赶到沙基街，抢救遇难的游行群众。沙基街西临沙面，南靠珠江，只有东面店铺可以躲避。“铁甲车队”奋不顾身地掩护群众疏散。但因事起突然，地处路狭人稠之处，枪炮一响，游行队伍前面的群众，皆仓皇拥挤成团，马路上毫无隐蔽之处。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队员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帮助游行群众躲到店铺口骑楼下的石柱子后面，或叫开店铺门，或找安全地方，疏导游行群众进去躲避，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也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好像人怨天亦怨，愤怒的雨水如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被大雨所迫，停止了射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为纪念这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行动，当年即将此惨案的发生地沙基街改名“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竖立起一方石碑，镌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

为了狠狠还击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香港罢工委员会于7月10日决定：全面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群众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雷州、海口，从香港、九龙边界和广东沿海各港口以及海南岛蜿蜒数千里的海岸线上，担任封锁香港的任务。为了加强这次封锁行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派周士第、廖乾吾率领“铁甲车队”到香港、九龙交界处，在百里防线上日夜巡查，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斗争。

8月初，“铁甲车队”到达深圳后，队部驻在靠近深圳河边的蔡屋围村的一所学校里，一部分队员住在铁甲车上。全队日夜巡查，对香港进行严密封锁。

8月15日下午，驻沙头角田心村附近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发现两艘走私船，满载粮食，正准备驶往香港，便前往检查。忽然有两艘英军巡逻舰驶来，向纠察队开枪射击，企图掩护走私船逃走。纠察队即将队伍散开后退。那两艘英舰仍继续向我追击，纠察队无法躲避，只能自卫。周士第闻讯后，立即率队伍前往增援，枪战进行了约50分钟，英舰才仓皇离去，走私船被我截留。

不管英帝国主义分子怎样挑衅和破坏封锁，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始终斗志昂扬地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敌人的巡逻队在深圳河南岸巡逻，“铁甲车队”的巡查队则在北岸巡逻，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相遇时，“铁甲车队”的队员们就用愤怒的目光盯住对方，队员们称这为“眼睛射击”。对方慑于我方的威力，只能低下头灰溜溜地走人。

由于实行了封锁，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豪华的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封锁香港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铁甲车队”再次担当重任。他们由广州出发，沿途修复了被敌人破坏了的铁路，迅速进攻石龙。得手后，又迅速攻占深圳车站，并配合主力解决了敌司徒非旅。肃清了广九铁路沿线之敌，对东征军消灭陈炯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炯明主力被打垮后，英帝国主义又支持陈炯明的残部，在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10月30日，周士第得到急报，说陈炯明残部罗坤、邓文烈率200余人，包围了驻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捉去纠察队员十余人。周士第当即率领“铁甲车队”4个班，由深圳前往沙鱼涌救援。

沙鱼涌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坐落在小涌河的东面，北面有个小山头，村东有座小石拱桥，东北连着一片小丘陵地带，西面是大海海滩，南面有一小山包高地。

“铁甲车队”到达沙鱼涌时，敌人已向东山方向退去。周士第得知南澳东山为敌占领，即派人前去侦察。这时，周士第又连续接到农民报告，说在香港与大鹏湾之间，不断有轮船来往，每次均载运很多人员登岸，并运有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内藏有枪支），并且敌人已经知道我军在沙鱼涌的部队番号、人数，有意由大鹏湾前来围攻，且有军舰助战。

周士第听到这些消息后，判断敌人是在作开战的准备，并有英军舰船只运输人员、枪弹来接济支援，可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于是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40多人和罢工工人纠察队100多人加强了警戒。

果然，4日晨3时，敌人向我沙鱼涌南端高地发动了进攻。周士第判断敌人的进攻不止一路，可能采取多路进攻。沙鱼涌南、东、北三面环山，西面是一片海滩。周士第命令班长黄华然率领1个班坚守南山上的小高地，进行抵抗。同时布置部队分东、北、西三路迎击敌人，自己则在战斗最激烈的南山小高地上指挥。

天将放明时，周士第发现东面、北面和南面山上已有敌人。便指挥部队分路进行抵抗。此时，敌军如蚁，分三路包围过来；另有3艘英舰，拖着4条民船，满载敌人驶来。敌人登陆后即蜂拥向“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阵地扑来。

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地抗击着十倍于我之敌，与敌肉搏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住了沙鱼涌阵地。7时刀分左右，忽然又有3艘英军舰从香港驶来，舰上的机关枪向我阵地猛烈扫射，还有一架英军飞机飞临沙鱼涌上空，掩护进攻。

坚守在沙鱼涌南端滩头小高地上的“铁甲车队”黄华然班，顽强地抗击着数百名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黄华然负伤了，仍然坚持指挥全班作战；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他就率领全班跃出阵地前沿，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毫不畏惧，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班壮烈牺牲。

到了上午9时许，敌人越聚越多，所有高地都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人之手，形势十分严峻。敌众我寡，悬殊太大且被敌四面包围，周士第便决定由“铁甲车队”掩护工人纠察队，夺路冲杀突出重围。他们开始向西面突围，由于英国兵舰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开阔的海滩，在弹雨中无处隐蔽，不得不又折回。后来又向东平山方向突围。东面是敌主力所在，此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东面的街口，要突出去也非常困难。但除此已别无出路，于是周士第决定：由他自己带领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打先锋，杀开一条血路；廖乾吾带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率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断后，向东面冲杀出去。

周士第首先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带领部队打垮了占领沙鱼涌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山上的敌人发现我军向东突围后，便集中火力向这边猛烈射击。担任断后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之下，英勇地往返冲杀多次，掩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突围，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最后，在冲出沙鱼涌街口时中弹牺牲。

两军相遇勇者胜。周士第身先士卒带队边打边走，终于突围冲出火线，他身上已7处负伤，加上几夜未曾睡觉，又打了大半夜的仗，实在劳累困乏不堪，体力不支，看见前面有一块大青石板，一下子就瘫坐在上面。勤务兵蔡文锋已走出十多米远，回头看见周士第倒下来，以为他负伤了，便急忙冒着生命危险又转回来，要背起周士第冲出去。周士第一下子又站了起来，说：“我还能走！”再次指挥大家朝前突去。

在街口的转弯处有一座桥，有很多敌人把守着，挡住了“铁甲车队”的去路。周士第指挥部下猛打猛冲，打垮了敌人，冲过了这座桥。在周士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激励下，战士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突围出来之后，在沙鱼涌东北的一个小山坡上清点人员，仅存周士第等17人。看见那么多熟悉的“铁甲车队”的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周士第心里难过至极。

此时还有一些尚未突围出来的战友们，尽管周士第等人已经有30多小时滴水未进，喉咙里干得说不出话来，但众人还是用手势表示要打回去营救尚未突围出来的阶级兄弟。于是这17人再度折返沙鱼涌。

走了一段路后，已听不到沙鱼涌方向的枪声。周士第判断敌人可能已经占领了沙鱼涌，再打回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他随即和廖乾吾商量了一个智救